欧洲金靴|《漫长的季节》：我们不能忘了东北

　　大型国企的火车头司机王响，90年代考上大学的娇子龚彪，北方小城的公安局警队队长马德胜，无论从哪个角度，这三个男人都应当拥有华丽的人生。

　　但是，一场地震般的东北下岗/国企解体浪潮及其被裹挟在内的时代巨变，摧毁了所有人的生活。

　　包括这部剧中的女人们：身体病重却得不到工厂报销手术乃至连药都抓不出的罗美素，被迫从一名光荣女工沦落歌舞厅陪酒的李巧云，主动巴结厂长又因意外落得不孕不育的黄丽茹，靠勾搭“先富起来的人”以卖身求荣的三陪女殷红——以及，推动这部剧剧情延续的“剧眼”沈墨，一个孤儿，又是一个养女，又是一个被养父长年凌辱的玩物，又是一个最终杀死了所有伤害过自己的人的冷血戮者。

　　正像鲁迅曾在《关于女人》中有这样的描述：

　　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当作私有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

　　想想白鹿原里，遁身封建系统中的女人有几个善终的？冷秋月被父亲毒哑，孝文媳妇活活饿死，田小娥被公公杀死（死后还要被用六棱塔永远压在白鹿原上）……

　　白赵氏早就说出了真相：

　　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

　　而二十多年前东北国有企业的覆灭，就是一场封建光荣复辟与资本卷土重来的合谋狂欢。

　　原本在国企时代，东北几乎所有的社会公共服务都配合着就业绑定在一起，工厂办幼儿园、办学校、办养老院、办大食堂，以至于在财政层面的社会福利基本为零的前提下，东北地区实现了水准颇高的整体福利水平。

　　如《漫长的季节》中演绎的，桦钢有自己的食堂、医院、学校、交通线，王响不无骄傲对儿子说：

　　前些年咱厂子效益好的时候，早饭就有大肥肉块！

　　然而下岗之后，工人家庭所能享有的一切社会公共服务也就全部失去。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

　　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现收现付（代际补偿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的打破契约……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2009年时，一项针对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了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而这些东北男人们的妻子，在世纪之交的关内外往往担负着街头“卖艺”的家庭职责，以及在各个风月场所里陪酒少妇的角色……

　　从1998年开始，广州、东莞、厦门、丽江、大理、海口等城市里的风月场所，大量充斥着南下挣钱的东北女人，以及寻欢作乐的北京高官、山西/内蒙煤田老板、东北矿山老板。

　　这背后，是多少工人家庭的破损，是多少原本高傲自持的工人阶级的尊严被碾压、被践踏。

　　拿李巧云为例，她从来是羞于启齿、甚至愤怒于“情商低”的王响提及丝毫自己在歌舞厅的陪酒经历。

　　她骨子里保有着工人阶级的「阶级高位」的骄傲执念，然而现实催人，工人阶级已经成了任人恣意碾压的底层，浓妆艳抹的陪酒竟成了下岗后最优的挣钱途经。

　　在剧中，当那个可以随意决定职工命运生死且贪污淫乱无恶不作的厂长宋玉坤，与下海成功、妄图鲸吞国有资产的卢老板形成了“合作伙伴”，那么数以千万计工人阶级的破碎也就不可避免。

　　同时不可避免地，就是让无数的男人、女人、孩子统统失去「集体」的庇护，一夜间成了东北大地随风飘扬的尘土。

　　男为牲畜，女为娼妓，孩为蝼蚁。

　　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曾有言：

　　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

　　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个让人恨的牙痒痒的保卫科长邢三儿，其在职时倒买倒卖、下岗后偷做车牌的一系列违法行为，好像都显得不那么可恨——同真正大口大口吸吮着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的新兴权贵们相比，邢三儿那点罪实在不值一提，所谓“你偷得，我偷不得？”

　　也正因为此，剧本也给邢三儿这个可恨又可怜的角色保留了一丝回旋，“以后管我叫三儿吧，听着近些。”

　　导演让王响与邢三儿完成了和解，因为真正令王响一家坠入深渊、令王响永生不能与之和解的历史罪犯，从来就不是邢三儿这样的同样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小人物……

　　今天的人们往往会不屑于东北人曾经的“铁饭碗”，认为是国家过分照顾、让东北人“贪了旧制度的便宜”。

　　事实上，东北人的铁饭碗从来就不是白端的，铁饭碗的背后是巨大的牺牲。

　　计划经济，准确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准战时体制”，以应对北方苏修和东面美日韩联军的威胁。

　　从抗美援朝到抵御苏修，冲在最前线的都是东北人民以及东北的国有企业。

　　国家的要求很简单：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东北的国企必须能够迅速转入战时状态、扩大军工生产、支援前沿战线。

　　像典型的哈尔滨自动化仪器仪表厂、哈尔滨风华机器厂，就专门有一条军工线，专供战时。

　　所以东北的国企工人可以视为“全员战士”。

　　打仗打的是什么？就是后勤！

　　想想当年高岗是怎么起势的，就是在搞建设的同时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东北后方为彭老总输血。

　　结果1991年，偌大的苏联突然崩了，中国顿时失去了北方威胁，压力尽释，东北国有企业的庞大福利也瞬间成了一种“累赘”，进而坏账、积债……

　　同时，自1979年就逐步废止的知青下乡政策导致了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召回城市，强行往国企里面塞，造成了体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锅饭、“一份工三人干”等恶况（那些没能进入国企的青年便游走街头无所事事，随即迎来了83严打……以致于后来又迫于无奈、搞了一段时间的“知青重返农村”运动），这些也是在人为地给东北国企敲响丧钟。

　　从《漫长的季节》剧情审视，似乎悲剧的转折在于王响的儿子王阳“爱错了人”，如果他没有对人生充满了故事的沈墨动情，那么或许王家不会走向一个黑洞——但是，王阳这个人物的剧本已经毫无保留地交代了时代背景的不容忽视性：弃婴潮的出现和国有企业被人为荡滞。

　　1980年时中国弃婴数量约5000人，仅十年后的1990年便来到了五万人，这大大超过了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

　　由此，沈墨这个“被养父暴虐的女孩”的剧情形象，以及衍生出的仇恨/复仇人设，在历史的真实下也就并不那么违和。

　　还有，别忘了马德胜。某种意义上，马队的人生滑坡也是为沈墨所“累”，如果他没有愤怒心生、对恶魔养父沈栋梁冲动施暴，他的仕途也不会戛然而止。

　　但是恐怕像马队这样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本就注定难以善终。因为在遍地是恶的年代，嫉恶如仇的人是没有好下场——哪怕退休后跳舞，马队也敌不过走后门送礼的竞争者，《漫长的季节》逻辑始终是自洽的。

　　另说一句马队的名字，马德胜，马克思+李德胜？也许是导演有心了，一个不需要马克思和李德胜的年代，也就像极了马队在医院里醒来后举着保温瓶怒问“这上面的‘工会’呢”时的无奈又无谓。

　　沈墨当然是一个不幸的个体，她被养父长年性侵和控制（且被养母纵容），又被嫉妒她的殷红设计陷害，被卢老板侵犯，后遭到养父的黄谣报复令自己在校园社死……但她又是幸福的人，她在乱世中有着三个深爱并保护自己的男人：弟弟傅卫军，弟弟的长发小弟，以及恋人王阳。

　　只不过，沈墨这个角色出于对剧情的填坑交代，她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杀死每一个加害过自己的人，这也就推动了王阳这个人物的发展。

　　王阳确实是一个十足的悲情主角，但除了沈墨加给他的社会重量，家庭内部矛盾反映出的变迁亦是关键：王阳之所以会在社会层面堕入一场复杂的情感纠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80后的他已经不愿意循着父辈的脚步继续进入国营工厂、继续绵延家庭的阶级属性。

　　用他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时的话说：

　　除了你，现在谁还在意桦钢啊！

　　是的，他宁愿去歌舞厅点头哈腰端茶倒水、陪伴自己钟爱的女孩，也不愿走进他眼里根本没有生气活力、已被人为破坏殆尽的落魄工厂。

　　1969年的九大，毛主席曾按耐不住、公然发难：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相当一个多数干部，跟x路线走，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不讲究无产阶级政治；苏联之所以不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苏东都没有搞过民主改革系列的领导权建设，没有这样的政治可供破坏和毁损，这个问题意识和眼光就不存在。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赫鲁晓夫除了物质刺激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也不想其他的办法。

　　仅仅十年之后，自1979年开始，以武汉国棉一厂厂长张保新的回忆为代表，国企工厂的权力开始“上升化、垄断化”，比如新增加的奖金分配权，就被授予车间主任单独行使。

　　可以说，1979年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开始逐渐褪去《鞍钢宪法》的痕迹，而越来越多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进入八十年代后，从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层化管理，从分工负责制走向一长负责制，从领导工人一体走向领导工人分离。

　　宣传《鞍钢宪法》时，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开始无限突出「工厂厂长」在企业内部的权威——在《漫长的季节》里，正是宋玉坤这样的人物。

　　最先发现这一变化是法国学者贝特兰，他尖锐地指出问题并发明了一个新名词：

　　中国出现了一种‘工厂专制主义’。

　　正是从这种“工厂专制主义”开始，到了1984年，“一长挂帅、四总当家”也被摆上台面。

　　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厂长取得如下权力：厂长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厂长任免或聘任中层干部；厂长提出工资和奖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业享有劳动招工权，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厂长可以制定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可以奖惩职工，包括“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等。

　　1986年9月，又先后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规，明确：

　　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随后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1987年年底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77.6%。

　　通过所有权和管理权两权分离使企业财产所有权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权；厂长独揽支配生产资料使用、产品分配、奖惩劳动者等权力，获得了可以开除工人的无上权力，在工厂中形成了“对工人的专制”。

　　按照毛主席的话说：

　　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