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从《长安三万里》谈起：诗文的盛衰与长安的兴亡

　　前两天，写了一点讨论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文字，有读者在文后留言：

　　“长安兴，诗文盛！诗文盛，长安亡！”

　　我不同意这样这样的观点，回复说：

　　“不能赞同这种把文化与强盛简单对立起来的说法。这种说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是形而上学。”

　　虽然做了回答，但还是有些意犹未尽。

　　现在，外面台风“泰利”肆虐，反正也出不去，对这个问题就再讲两句。

　　在中国历史上，的确会出现这样的规律性现象，即：一个新王朝建立，逐渐走向强盛，同时出现文化繁荣（即“诗文盛”），王朝在达到鼎盛后开始走下坡路，最后灭亡。

　　虽然有这样的规律性现象，但能不能因此就说“诗文盛”是“长安亡”的根本原因呢？

　　不能。

　　因为“诗文盛”充其量是一个文风问题，文风不正，会成为“长安亡”的一个因素，但不会是根本原因。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王朝兴亡的根本原因，只能到其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中去寻找。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覆灭，最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导致大规模土地兼并，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在无以为生的情况下揭竿而起。

　　有些王朝直接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有些王朝虽然镇压了农民起义，但因此变得极度衰弱，很快就亡于外族入侵或内部野心家。

　　比如，唐王朝虽然镇压了黄巢起义，但最后直接灭唐的后梁太祖朱温，却是原黄巢起义军将领，被招安后成了势力最大的军阀。

　　一般都说明亡于清，然而，在清兵入关之前，明已经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所灭，崇祯皇帝吊死煤山。

　　可见，如果把“诗文盛”当成是“长安亡”的根本原因，客观上是在替统治阶级辩护，也不利于我们把握历史规律。

　　从历史的角度看，“诗文盛”起到过非常积极的意义。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统一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主流？

　　这是因为，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范围内，很早就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

　　由于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统一意识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本能，融化到了中国人的血液里，无论在短时期里的分裂有多么严重，大家都还是要统一的。

　　在欧洲和印度次大陆，由于缺乏共同的文化认同，文字都不能统一，所以分裂才是他们的主流。

　　文化不是抽象的。

　　文化在哪里呢？对普通人来说，就是“诗文盛”，就在唐诗、宋词、元曲里。

　　所以说“诗在，黄鹤楼就在，长安就在！”

　　列宁曾经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个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着《国际歌》那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革命导师的话完全正确！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上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凭着一句唐诗，凭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来辨认和找到自己的同胞！

　　“诗文盛”是我们的财富。中国人过去受益于“诗文盛”，今后仍将受益于“诗文盛”！

　　最后我要说的是：几千年来，中国靠着文化认同保持了统一，但今后，在中华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单靠文化认同是不够的，“社会主义认同”才是中国统一最强力的粘合剂！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今天就暂且不谈了。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