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谈《我本是高山》：不做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

　　01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但是，随之而来的成功救援，以及在救援中体现出来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力量，又令全世界叹为观止。

　　如何解释中国人民战胜灾难的能力？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我们应该继承什么，抛弃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

　　简言之，灾难会让我们突然领悟到什么才是最宝贵的，进而影响到对未来道路的选择。

　　当时已经尾大不掉的南方系，政治嗅觉相当灵敏，地震发生仅仅10天，就炮制了一篇奇文《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其点睛之笔是这样的：

　　“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

　　鉴于南方系词典中的“现代文明”，不言而喻是指“西方文明”，所以，他们试图把地震作为中国“转型契机”的用心也就不言自明了。

　　“震痛”一文，激起了广泛的愤怒与不满。

　　道理很简单。汶川地震的成功救援，根源不在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而在于中国深厚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来自于这一传统所秉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同时，也得益于新中国所建立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的国家体制。

　　所以，从汶川“震痛”中，中国人得出的正确结论应该是：要更加珍惜中国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更加坚定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绝不应该在所谓“普世价值”面前自惭形秽。

　　重提这件15年前的往事，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在中国的文化精英中，确实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耐心地、本能地，并且经常采用大众习焉不察的方式，用所谓“普世价值”来解释当代中国的一切成就，解释一切英雄模范人物的行为动机，同时蓄意割裂这些英雄模范人物与中国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人变成精神上的贱民，然后像驱赶迷途羊群一样，把我们引向他们梦寐以求的“拐点”。

　　关于电影《我本是高山》的一切争论，都应该放在这一背景下来看。

　　02

　　张桂梅，生于1957年，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刚好20岁。

　　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可以说人生观，价值观等都基本定型。

　　张桂梅说过，她的榜样是江姐。

　　从电影表现手法的角度看，要处理好“江姐”和张桂梅的关系，一点都不难。

　　比如在张桂梅的书架上，插入一本小说《红岩》，或者在张桂梅宿舍的墙上，贴一张歌剧《江姐》的演出海报，或者让张桂梅在困难的时候，和同学们一唱“红梅赞”……

　　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解释张桂梅的行为动机，也不会让观众产生“生硬”、“拔高”的不适感。

　　但在“高山”中，做为一个精神、文化符号的江姐，完全没有出现，一点痕迹也没有，似乎在张桂梅的精神世界里，从来没有这个人。

　　这样浓墨重彩的“空白”，就把张桂梅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流浪者。

　　张桂梅与丈夫董玉汉的互动，更值得做一番辨析。

　　两年多前，张桂梅在参加央视节目“朗读者”时，曾对主持人董卿回忆起这样一个温馨的场景——

　　有一次，学校（即董玉汉担任校长的大理喜洲一中，张桂梅是学校老师）放假前开联欢晚会，老师们热情地起哄，“董校长，你拉一个二胡！““张老师，你唱一个！”

　　盛情难却，丈夫董玉汉用二胡伴奏，张桂梅唱起了《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麦苗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呀，好像那春雷响四方。”

　　在《朗读者》节目中，64岁的张桂梅再次轻轻地唱起这首歌，她的嘴角微微上扬，甜蜜地笑着，眼睛里闪烁着明亮的光，好像一下子变年轻了。

　　她对董卿喃喃地说，“那是我们唯一一次（指合作演出），也是最后一次……”

　　毫无疑问，这一幕，是张桂梅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从张桂梅的回忆和她出示的照片中，可以解读出许多很有价值的信息：

　　第一，张桂梅与董玉汉之间，夫妻恩爱，琴瑟和谐，非常美满；

　　第二，他们深受同事的尊敬与爱戴；

　　第三，和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许多青年一样，他们都有文艺气质、文艺才能；

　　第四，张桂梅演唱《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意味着她对毛泽东时代有深厚的感情与美好的回忆【注】。

　　第五，董玉汉使用的二胡，是典型的中国民间乐器，发源于中国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最迟在唐朝就开始出现，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总之，这一场面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又有新中国的红色文化，既是亲切的，又是热烈的，既是小家庭的，又带有社会主义中国特有的集体生活气氛。

　　这一幕，对刻画张桂梅的人物性格，交代其身世极有价值，可以说胜过万语千言，不知道“高山”的编导为什么弃之不用？

　　摈弃了这一幕，导演反而臆造了张桂梅与亡夫董玉汉跳华尔兹的桥段，传递的信息就截然不同了——尽管张桂梅与董玉汉都是八十年代上的大学，会跳交谊舞，并非没有可能。

　　一来，这一桥段给观众的印象是，张桂梅最温馨的回忆，要借助某种西方文化符号才能实现；二来，交谊舞是个人主义的、排他的，这与前述的张桂梅夫妇晚会上的表演截然不同。

　　简言之，“高山”的编导用一种人为建构的“蓝色记忆”，悄悄地置换了张桂梅的红色记忆，由此，阉割了张桂梅的主体性，把“张桂梅”诠释成了一个张桂梅自己也不认识的人。

　　顺便说一句，从形象的角度来看，董玉汉长得“很中国”，他额头很宽，脸比较圆胖，不知道为什么，导演不肯选一个形象接近的同类型男演员，而选择在外形上截然相反的胡歌？

　　胡歌当然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但是，他长得“很西方”，有一个希腊式的鼻子，面部轮廓清晰。选择外形欧化的胡歌饰演外形中国化的董玉汉，是不是和舍二胡选华尔兹同样的考虑？

　　把“时代楷模”张桂梅的事迹拍成电影，目的应该是增进的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但如果影片反而摧毁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把我们变成精神的无家可归者，那，我们就不能接受了！

　　【注】《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由张士燮填词、金砂谱曲，主题是毛主席1958年视察四川省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故事。

　　这首歌，曲调清纯优美，风格亲切质朴，音乐语言口语化，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契合了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心心相印的情感，表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中国农村欢快、愉悦的新生活。这首歌曾经唱遍大江南北，千家万户，并一直流传至今。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