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直的“虎头钩”
黎明的曙光，轻轻的拉开了沉沉的夜幕。
1988年元月。
古城襄樊，城西侧一隅，襄光公路旁，高坡上，一个年逾半百的将军，免冠，斑白的两鬓和粗短的络腮胡衬托着他那张威武的、五官端正的脸。他不时地抬起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注视着北方---抹了层白粉的原野，错落期间的村庄、茅舍。虽说立春刚过，但寒风依然淫威不减。将军披着大衣，风纪口敞开着。
公路上，上班的工人，进城观光的农民，赶早市的小商小贩们，不断地向将军甩出惊疑的一瞥。
“这老头准是参加过襄樊战役，来凭吊死难的战友的！”
“说不定，他是咱们襄樊人，寻根来了！”
说话的是一对骑单车的小伙儿。言毕，他们摇着铃，向城里骑去。
“胡球说！”一个拉板车的老汉望着他俩的背影说。
“那你说他是干什么的？”一个工人模样的中年人走过来问。
老汉手指路北，说：“这里将要建一座什么纺织城，还是部队搞的呢！”
“你咋知道的？”
“哎！我能不知道？我那大姑娘的婆家就是这个村的。”老汉的心像无节的竹筒，嘴像破了的鸟笼子，什么话也存不住：“听说部队一个大官叫三年拿下第一期工程，可在这里负责的一个当官的拍着胸脯说，只要一年半。乖乖！玄噢！”
“部队有钱有物有人，那算什么？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那工人模样的中年人顿有所悟：“噢！我明白了，你是指搬迁。”
“问题就在这里。你忘了，咱们城里前年扩街，需要拆掉一些民房，这是市里红头文件定的，可有的住家户就是不搬，官司还打到省里哩！”那老汉喋喋不休地说，“一年半拿下第一期工程，我看能把民房拆完就算烧高香喽！”
将军显然听见了刚才的议论，他搓了搓手，放在嘴边哈了哈，一丝暖意顿时冲开了他回忆的闸门---
北京。
初冬。
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部会议室。
近百名来自全国各地军工厂的首脑，全神贯注，竖身静听。
将军声如洪钟地说：“通过我们认真研究，尤其是看了付玉文同志的调查报告，决定3542厂的厂址选在湖北襄樊市。”
会场一阵骚动。坐在第三排偏中位置上的付玉文，心理微微一动，长出了一口气，总算如愿以偿了。
“付玉文同志，给你三年时间完成第一期工程，怎么样？”将军用商量的口吻说。
三年时间？这未必有些过长了！付玉文“霍”地站起来：“首长，只要资金跟得上，我只需一年半时间。”
将军睁大了眼睛：“你说什么？”
“只要资金跟得上，时间减半。”付玉文又重复了一遍。
“付玉文同志，要知道，那也是战场！说话如不切合实际，要吃败仗的！”
“首长，我不仅知道那是战场，并且还知道将是一场恶战哩！”
“既然知道了，那用一年半时间能行？”
“行！一定能行！”
将军摇了摇头。
“首长，这样行不？”付玉文有些激动，“如果资金跟得上，一年半时间若完不成任务，我愿意接受组织处理，撤职、开除党籍，绝不会有半句怨言！”
“好！我保证资金跟上。假如你完不成任务，那我可就动真格的啦！”
“行。”付于文略一沉思，说，“首长，这样好吧，咱们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是不是......”
“拿纸来！”将军也有些激动。
想到这里，回味着刚才行人的一席话，此刻，漫天锋利的“虎头钩”占领了将军的脑际。
日历掀去了三百六十多张。
早春。襄樊的夜晚，显得格外幽静，一轮明月从东方升起，满天星斗闪动着好奇的眼睛，窥视着襄樊的山峦、河谷。
一辆崭新的黑色小轿车，拉着一串亮光，从火车站开出，沿着前进路行驶着。车上坐着将军和付于文。将军这次是应付于文的要求，来襄樊走马观花的。当小车入襄光公路行驶了一会儿，将军示意停下。他跳下车，轻车熟路，跃上那个高坡，举目朝北一看，昔日的景象荡然无存。但见：厂房林立，高楼栋栋，栉比鳞次，雄伟壮观；典雅的热力站、配电站及其它附属配套单体工程，拔地而起：闪烁着霓虹灯的职工食堂，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煞是好看；简易厂房里，机声沙沙......
一切的一切说明，这座以10万纱锭为主体，针织、印染、服装、机械为辅的全面配套深加工一条龙的现代化纺织城已在汉江之滨悄然崛起。
“奇迹！简直是奇迹！了不起！了不起！”将军情不自禁地说。顷刻间，那顽固地占领在他脑际里的“虎头钩”拉直了。
一个人的历史和一个事业的历史
付玉文人生的历史虽然平淡无奇，却闪烁着耀眼的光环。
他出生于山东沂蒙山老区一个革命军人的家庭，呀呀学语时，南京总统府上那令人诅咒的青天白日旗已被鲜艳的五星红旗所取代。
也许从小陶冶着北方人的憨朴与善良和家庭的良好的教育，他脑海这个空白磁带全录下的是助人为乐，帮人为荣，对好人好事要颂扬，对不良倾向要斗争。尤其父母双亲走上领导岗位后，他的这种思想体系日趋完善。因此，上小学时，他曾多次搀扶着盲人过马路；把自己的铅笔、本子、橡皮送给家庭有困难的同学，送迷路的顽童回家；为左邻右舍的孤寡老人挑水、买煤......
他早熟。小小年纪，他就能做到：欢乐时，不会喜不能禁；悲哀中，不会愁容满面。他勤奋好学，红专并举，团结同学，尊敬老师，小学、中学时代一直是学校的佼佼者。
为了报效祖国，1964年高中毕业的他，放弃了升学继续深造的良机，步入军工战线这块“圣坛”，当了个“小皮匠”。
父母身为高干，且又在职在位，儿子却进厂干个苦差使，当时有人听说后，大摇其头，认为是“天方夜谭”。当见到付玉文在制鞋车间埋头劳作时，如同葱茏中冷丁蹦出一只吊晴白额大虫，把一些人惊出一身冷汗。
年末，“先进生产工作者”、“优秀技术能手”等称号拥抱了他。人们啧啧称赞：“付玉文，好样的！”
只可惜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飓风席卷而来，付玉文也在劫难逃。只因他看到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说了句这是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被失去人性的走资派唆使的保皇派蒙上眼睛，五花大绑地押到千人大会场前。皮鞋、皮带、拳头、棍棒，在他的肉体上发出一片沉闷和混乱的声音。昏迷了，就往他身上尿尿、泼冷水，醒过来了又打。他的大腿股骨被打成粉碎性骨折，仍然不肯说一个“悔”字。
阴霾渐渐散开。1970年，他调到97医院任组织干事，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调到3541厂，历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厂长、厂长等职。
特别是自他担任厂长以来，工厂着实红火了一阵子，他同样也红火了一阵子。襄樊、十堰、二汽的出国人员穿的制服，是他们厂生产的；武汉是黄鹤楼工作人员那一身得体的西装也是他们厂生产的；北京总政文工团的演出服是他们厂制作；武警文工团的出访服也是他们厂制作；公安、武警战士穿的那件即可防雨、防风、防尘、防寒，又可藏匿手枪、匕首、井绳等武器装备的风雨衣也是他们厂的大作。
1987年1月10日上午，北京呼家楼招待所礼堂，银光灯如电，掌声如雷，如潮。
他走上来了，带着微笑走上了主席台。当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把一本烫着金字的“全军劳动模范”证书送到他的手中，他久久地握着洪部长那宽厚的手，眼睛里闪出一束清澈明亮的光，这或许是溶进了强大电流的事业之光，或许是对未来充满着美好向往的希望之光......
1989年6月，湖北省劳动模范光荣榜上，付玉文又金榜题名。
是的，付玉文热爱他的军工事业，对军工事业的历史也了如指掌。
军工事业伴随着军队诞生而不断发展。早在延安时期，我军的被服厂、兵工厂就横空问世。她为全国的解放事业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后，民用产品为了生存，勒紧脖子，在各自不同的起跑线上奔波，而军工产品仍按兵不动，无须多问，因为他们的产品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1985年7月，挺平静的，“顺风耳”突然传来一个消息：军队近年要减员100万，军服生产任务要减到30%。
尽管付玉文已经预料到迟早是要这样做的，但他还是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这两个数字，意味着工厂2/3的机器要停转，70%的工人没活干。没有任务，工资、奖金从哪里来？几千人的生活问题、思想问题怎解决？
转产！三个面向（军队、国内市场、国际市场）。付玉文当机立断。
一路风尘，一身征战。如今，他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使命，带着一支人称“八国联军，四个方面军”的队伍，聚集在汉江之滨的“一张白纸上”绘画绣花，开拓他的新事业---全军“七五”期间最大的技改项目：新建3542工厂。
画什么呢？怎样画呢？
他苦苦思索着。
何来“程咬金”
“一个人生在太老的民族中间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付玉文对罗曼.罗兰的话有一种特殊的理解。
他常说，从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遭受的坎坷和磨难就特别多，但我从不向命运低头，我习惯不屈不挠地奋斗。
也是，在世上，要想办成一件事，要想干一番事业，谈何容易：嘴磨破，腿累酸，话说说尽倒是小事，方方面面的关系要注意到，大庙、小庙的神要敬到，否则，“研究研究”、“我没空，下次再来吧”......把你打发了。
为抢运千吨水泥，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付玉文，今天在工地一间简易会议室里召集厂里的“中坚分子”开了个“诸葛亮会”。
“到今天为止，一百多家农户已全部般迁完毕，这就是说，第一阶段的战斗胜利结束。”付玉文猛吸了一口烟，接着说，“从下午起，各施工队就可以开始深挖地基，打桩立柱了......”
“付厂长，不好了！”保卫干事气喘吁吁地撞了进来，打断了他的话。
“怎么回事？”付玉文问。
“好几十个农民分兵把守，躺在地上不让开工。”
“噢？”
“全是些老弱病残者哩！”保卫干事又补充了一句。
他心里怦然一动！
襄樊市共有42万人口，每年销售服装达一千多万套，而本地产品却不足10％，说明这里的服装生产落后。这儿是棉花的重要产地，棉纺、毛纺、精纺、粗纺原料很多。城市建设很快。若是在这里建立一个“以襄樊为中心，以宜昌和豫西南、陕东南幅射面的”民品开发基地是再好不过了。为此，我曾一次又一次建议、奔波，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失败，却一次再一次的申诉、斡旋。也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终于得到了上级首长的赞许。襄樊市委、市政府对在这里办厂十分支持。就征购土地，搬迁农户，市里组织工作组坐镇，公检法密切配合，使这项工作创襄樊史上最高纪录。他们是不是反悔了呢？还是......
想到这里,付玉文点了几员“大将”，说：“走，咱们看看去！”
“付厂长，算了，我们几个人去。”保卫处长说。
“是吗，付厂长，你别去了，让他们处理处理，反正征地的款该发的发了，拆房的钱该给的给了，他们那能这么不讲道理？！”
付玉文执意不肯，走出会议室，向工地奔去。
情况比保卫干事反映的还严重。
几乎每台推土机前，打桩机边，都有七、八个老翁四仰八叉躺在那里，真有点席地暮天的旷远味道。
付玉文蹲在一个老翁跟前，亲切地说：“大爷，快起来，地上潮湿，容易得病的，你有什么事，只管说，我叫付玉文，是这个厂的厂长。”
老翁眨了眨眼，慢慢坐起，瓮声瓮气地：“我老辈人住在这里，你们办工厂，叫我们搬家，虽说心里疙疙瘩瘩，我们还是搬了。可你们答应招我们的孩子进厂，那为什么现在不办呢？”
付玉文明白了。他解释说：“大爷，是这样，我们这个厂刚刚筹建，厂房还没有盖起来，他们要是进来了，不能住在露天地里嘛！请相信我，招工既然是定下来的事，谁也不会改变！”
“我可以相信你，可要是有人开后门，拉关系，用去了几个，那怎么办？”
又一个老翁气冲冲地接着说：“付厂长，我丑话讲在头里，如果你现在不答应把我们的孩子招进厂里，想开工，球门没有！”
语气咄咄，没有商量的余地。
付玉文想了一会儿，说：“好，同意你们的要求，招工。”
“啥时办？”
“现在就办！”
“说话要算数？”
“当然算数。走，跟我到劳资处拿招工表去。”
立竿见影。
“腾”地，老翁们一个个从地上跃起，“忽地”，把付玉文围住，簇拥着他离去。
机器轰鸣，钻机嘎嘎，工地上一片欢腾。
几十个老翁拿着招工表走了，非议却在厂里翻扬开了：“付玉文好武断，二百口人进了厂子，吃住问题看你怎么解决？”
“吃住问题只是其中一件事，若是他们中出现个把小流氓、小阿飞什么的，惹出了乱子，看你付玉文兜着走！”
“他呀，总爱走钢丝，专拣有风险的事干！还不是为了保乌纱帽。一年半第一期工程完成，这个军令状，可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哩！”
......
就在当天，付玉文再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虽然上级规定集体领导，个人负责，但我今天办的这个事显然有点不对劲。”
他正要谈谈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有人却站了出来，言辞有些辛辣：“付厂长，你只说句办这件事有点不对劲就行了？要知道，厂房建好了以后才把他们招进来，这是上面的红头文件，你为什么违反了呢？”
付玉文和风细雨地说：“我这是完全出于无奈。大家想想，如果不这样做，别说那些老翁天天来工地捣蛋，就是隔三差五的来一次，也受不了呀！同志，时间不等人！”
“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把他们送到兄弟厂学习去，时间不要长，只三个月，等他们学习回来，咱们的简易厂房也盖好了，机器也安装了，就让他们实地操作，岗位练兵，这一举三得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
付玉文的肺腑之言，顿时解开了一些人心中的疙瘩，但仍有个别人心存疑。
起风了，落雨了。风卷着雨，雨裹着风，挥舞着无数根鞭子，抽打着工棚，房舍，树木，花草，也抽打着付玉文那颗不被人理解的心。
诚招天下客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喝了十几年墨水，在军工战线奋斗了二十五个春秋， 其实1986年获得了“ 解放证书”的付玉文，对古人的这句话又有了新的见解。
他认为，人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之本。企业未来的荣衰，将取决于对人才的拥有量。
当打夯机在3542厂工地上撞出第一声巨响的时候，付玉文开始了悄无声息的超前行动。一方面，他将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工送到汉川、湘潭、襄棉等地对口培训；另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招志纳贤。不管是哪个省份，哪个地域，哪个行业，只要有一技之长，你愿意来，付玉文双手欢迎；如对方不放，可以辞职，这里给你重新申报和办理一切关系。
优厚的待遇，发挥才能的天地，领导者的尊重与关怀，将全国各地的人才吸引到了3542厂。利益的原则，就是这样牵动着生活的流向。
但是，开拓，就意味着风险。有人为此四处告状，说3542厂挖了别人的墙角。
总后军需生产部领导找到了3542厂。
付玉文说话有点“冲”：“什么叫挖墙角？中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这是宪法规定的，限制公民选择劳动职业，是不是违反宪法呢？”
没容这位领导启齿，他又说：“打个比方吧，产品是一个市场，人才也是一个市场。企业有什么样的力量，就到这个市场‘买’样的什么人才。一个人才在那里留不住，说明他的价值高出你的‘给价’。这个‘价’就是企业本身的吸引力，就是你给他的待遇，就是你对他发挥才能所给予的机遇和条件。这跟上街买菜一样，一毛不卖，两毛，三毛，直到他卖了。当然，他若不值那么多，硬着头皮要价，卖不出去，最终还是要跌下来。但你非要一毛钱买走人价值两毛钱的东西，还不准别人那两毛钱去买，那就未免太霸道了。”
好一个富有现代感的人才思想的人！
这位领导还能说什么呢？
1988年4月的一个早晨，风尘仆仆的付玉文再次来到武汉3509厂纺织技术尖子陈凤昌家。他已经是第三次登门了。每次都是白天黑夜赶着跑，汽车、火车连轴转。如果是一般人，也许受不了了，但对曾经吃过“千辛万苦”的付玉文来说，这点辛苦算不了什么！只要事情能办成，只要能求到人才，他什么苦都能吃。
这与当年刘玄德三顾茅庐请“卧龙”何曾相识啊！
陈凤昌出来了。双方寒暄了几句，付玉文书归正传，开门见山地说：“老陈，我现在办了个厂子，很需要你，你愿来，我欢迎，如不习惯想走，我欢送。”
平平常常的话语，陈凤昌感到亲切、入耳。
惺惺惜惺惺，痴情爱痴情。陈凤昌来了。
人才陆续云集到3542厂，对此，付玉文没有陶醉，他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次，第二次，要创造“留人”的环境：关心人，爱护人，那怕是细小的琐事。
为了不让这个纺织行业上的一大王牌“飞”了。全厂职工家属宿舍一竣工，付玉文就拍板分给陈凤昌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并为他配备了办公室、沙发、电风扇、台灯等工作和生活用具。去年入冬后，付玉文考虑到陈凤昌年岁大，御寒能力差，便自己掏腰包买了一床电热毯送给了他。”
不负众望。
如今，陈凤昌和老伴以从武汉搬到了厂里，默默地把余生奉献给3542厂。
斗室。
付玉文坐在右侧椅子上，瞧这一家子：技术工人田原平和女工郭振荣双上眼噙热泪，久别重逢似的“握手言欢”。八岁男孩欢快的脸上，好像在复述着刚才那感人的一幕：
郭振荣搂着孩子低头不语。
田原平拧着眉头怒气冲天。
付玉文面带笑容地：“既然你俩没有原则上的问题，我劝你俩还是重归于好吧！”
郭振荣：“离婚后，我想孩子，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都不回信，真叫人寒心！”
田原平：“分手了，那就各走各的路，何必再来打搅？你想找一个就找一个吧！”
男孩：“不！爸爸要找一个必须叫郭振荣，妈妈要找一个必须叫田原平。”
付玉文一听，嘴唇不由地颤抖着，泪水夺眶而出：“你们听听，这孩子的话可是发自内心的啊！”
郭振荣：“其实，那事怪我，我对他理解太少了！”说着说着，他泣不成声了。
付玉文擦了把眼泪，趁热打铁地：“想一想，我们不分白昼地干工作为了什么？大的方面是为了四化建设，小的方面还不是为了合家欢乐？古语道，一失足成千古恨。我看你俩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看在孩子的份上，我劝你俩还是重归为好吧！”
田原平抬起头，涕不可抑地：“付厂长，别说了，我听你的！”
这时，不知是谁打开了收音机，优美、动听的歌儿随风飘来：
爱的路千万里，
我们要走过去，
别彷徨别犹豫，
我和你在一起。
高山在云雾里，
也要勇敢地爬过去，
大海上暴风雨，
只要不灰心不失意。
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
有欢乐我们要珍惜。
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
爱的路只有我和你。
难咽的涩果
他很忙。几乎每天没空拢一拢头发。
他有点怪：谈自己的成绩，只字不吐。谈企业的酸甜苦辣，他滔滔不绝。
特别是对新闻记者采访他，礼节他很讲究，一接触到正题，他抱拳作揖，拜拜了！
我摸清了他的特点。
今天，他倒十分慷慨，腾出时间来了。
“付厂长，你就谈谈企业的苦衷吧！”我亮出话题。
他眯眼一笑，便打开了话匣子。
“用我们北方人的话说，吃红芋先捡熟的扒。你也晓得，我们这个厂是新环境和新成份，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为这，我把‘五坚持五反对五讲求’作为金科玉律向全厂职工宣传。这‘五支持五反对五讲求’是：坚持五湖四海，纪律严明，尊重人才，任人唯贤和尊老爱细幼；反对拉帮结派，妒贤忌能，门户之见，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讲求严于律已宽于待人，主动关心职工生活，经常走门串户，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作风从细微处养成。可偏偏有这么几个人说七道八，什么‘别出心裁，想露一手！’‘新内容，老框框，束缚了职工的手脚’等等。
“建厂一开始，我提出团结紧张，政令严明，吃苦耐劳，雷厉风行的十六字方针。绝大多数职工认为好，可有的人说这是搞管，卡，压！
“工厂起步不久，我又制定了‘外向型经济为主，内向型经济为辅’的经营方针和内联外引，渠道多争，碎步快步，配套成龙，品种齐全，深度加工，联合抗争，效益递增’的经营策略，有人却说这是洋玩意，在中国不适应。
‘就说我们盖了几幢职工家属宿舍，优先安排了知识分子住房，有的人认为这厚待过余了。你想想，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少吃草，世界上那有这等便宜的事？”
付玉文点燃了一支烟，狠狠吸了几口，又说：“群众说说倒有情可原，可领导要是屁股坐歪了，那我这个厂长再也找不到地方诉苦了！”
他说起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
一天，上级机关领导带来了一彪人马到3542厂检查工作。在汇报会上，这位领导指着付玉文的鼻子批评道：“你这个人太狂傲了！擅自作主盖职工家属楼，食堂，招待所，还搞得漂漂亮亮的，你这是办工厂呢？还是开宾馆呢？”
付玉文心平气和地：“首长，咱们军队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我觉得职工家属楼应该盖，职工食堂应该建，要不，职工到那里去住，到那里去吃呢？”
“你强词夺理！要盖，先搭个简易棚嘛！战争年代，我们行军作战，睡在野地不是常事？那有这么多讲究头？！”这位领导说，“你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干工作不要凭头脑发热，像你这样蛮干下去，我要天天敲你那热脑袋！”
付玉文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首长，过去您是怎样带兵打仗的？”
这位领导一愣神，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您指挥打仗时，难道让战士猫在战壕里不许出来吗？”
“这不一样。打仗时不冲锋怎么行？还须拼刺刀。现在是搞建设。”
“搞建设也得冲锋，猫在壕沟里建不成四化。”说到这里，付玉文笑了笑，问：
“首长，您还记得您讲过那个朱元璋放羊的故事吗？”
“怎么不记得？”
“朱元璋小时给地主放羊，他贪玩，又怕把羊丢了，解开裤带尿了一个圆圈，对羊说：‘听好，只许在圈子里边吃草，不许出圈乱跑，听话！’朱元璋是真命天子，金口玉言，说了就灵，羊儿只能在圈里吃草。首长，您是希望我做个听话的羊吗？”
这位领导无言相答。
付玉文长出了一口气，说：“生活真复杂，规矩多的要命，这是看得见的，还有些看不见的，像陷井，暗道，稍不注意就犯规越位，稍一失足就遭到灭顶之灾。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人忙着跑生产，有的人却忙着跑陷害？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乘客，都是一条船上的水手，有劲为什么不拼命划船，却偏偏要相互‘对付’呢？都这样‘对付’，船不就倾覆，党的事业不就很快垮台了吗？”
家庭小景
夜，繁星眨着眼睛，下弦月宛如一叶轻舟，在蔚蓝的天海中缓缓航行。
此刻，在3542工地上出现一个瘦长身影，是他，付玉文。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他的脚步看上去都有些迟缓。他太需要休息了，但眼下的每一分钟对他都是非常宝贵的，怎能坐得住啊！昨晚，他一气关24了个水管，今天他又检查来了。哗哗的流水声，他仿佛看到是大把大把的票子付之东流。
这已成了他的习惯。每天夜晚，他都到车间看看，工具是否井然有序，车间的门窗是否关好，电灯是否关闭，水管是否拧死。
一切妥当，他这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踏进那间单身宿舍里，顿时吃了一惊，爱人和两个女儿正默默地坐在那里。
望着这眼前的情景，蓦地，那难忘的往事又在他的脑屏上浮现：
夜半。
武当山的山山水水都沉浸在脉脉的银辉之中。
3542厂，生活区。付玉文大步来到家门。屋里静悄悄的。孩子不知到那里去了。他转身回到女儿的小屋。只见小女儿付燕伏在门后的桌子上睡着了。他用手拭了拭她的脑门，感到有点发烫，便将她摇了摇：“小燕！小燕！醒一醒！”
付燕睁开了眼睛，惊讶地盯着他，喃喃地说：“爸爸，您回来啦？”
他点了点头：“小燕，你怎么啦？”
“没什么，有点不舒服。”
“你姐呢？”
“到学校上晚自习去了。”
“你们吃饭了吗？”
“没......吃过了。”
“吃什么饭？”
“姐和我每人吃了一块生地瓜。”
“啊？！”付玉文望着女儿蜡黄的脸，不由得鼻子一阵发酸。他俯下身子，将女儿搂在怀里，失声痛哭起来：“孩子，爸爸对不起......对不起你们！”
他哭得那么动情，伤心，泪水沿着脸颊汩汩流下，滴落在女儿的头上、身上。
女儿也哭了，哭得那么揪心，泪水落在他的怀里，心里......
“你们来了，怎么样，这里好吗？”付玉文问。
妻子低着头，说：“怎么不好，连孩子睡觉的床都没有？”
付玉文望了她一眼，学着被他演义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经典台词，说：“面包会有的，床也会有的！”
“在哪里？”
“这不是。”付玉文指着旁边的床，说：
“你们母女三人就挤在这里睡，我到办公室去睡。”
妻子埋怨又心痛地说：“你这样不要命地干何苦呢？”
“谁叫我是共产党员？谁叫我是厂长呢？”
付燕噘着嘴，开了腔：“爸，我对您有意见？”
“有意见？提吧！”
“您重男轻女！”
付玉文听毕，搞糊涂了，不解地问：“小燕，你说什么？”
“您重男轻女！”
“爸爸只有你和姐姐，那有什么男孩？”
“工厂就是你的儿子呗！”
付玉文笑了，那分明是一种酸楚的笑啊！
并非悄悄话
采访结束后，我又一次见到了付玉文。他今天特别有精神，高谈阔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实际上他心里并不轻松。
他说：“要说这些年我取得的成绩，那无疑是上级领导的帮助，几个副手的支持和全厂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晶。说实在的，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有血有肉有神经，也有私心杂念。多年来，我是在工与私的痛苦决斗中，靠总结别人点点滴滴经验教训，抱着为党，为国，为军队建设，为民族振兴的愿望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来的。为了事业，累死我也心甘情愿。但我最担心的是不被人理解。现在是有本事的人干工作，没本事的人耍心眼，经常是没本事的人整有本事的人。在中国，要想干一番事业为什么这么难啊！东亚病夫耻辱的帽子，我们虽然甩掉了，但洋人又给的一顶类似的帽子：中国一人像条龙，二人像条虫，三人像头熊。为什么有些人至今还麻木不仁呢？！”
哦，他的内心并不如他的外表那样轻松。他谈的是当今我们社会每一个人关心的话题。是呀，中国要想腾飞，要想赶上先进国家，那就要尽快结束内耗战，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文/陈延华，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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