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没有报太高期待，但号称“打工人嘴替”的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最后部分《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歌曲改编，还是将我的情绪彻底调动起来了——忽然有了股“不服就干”的冲动！
相信各位看过电影的打工人们也会有类似感受吧？
尽管影片最后打出字幕声明故事纯属虚构，提示观众不要对号入座，但只要有些职场经验、经历过社会毒打的人都能从影片的很多情节中找到现实的映照：
老板只用了6分钟就决定了6000个家庭的命运，裁掉40%的员工以节省开支，还给计划取了个吉利的名称“广进计划”——财（裁）源（员）广进，裁员被美其名曰“优化”；
公司一面说没钱，一面却豪掷6000万搞年会；
8小时工作制形同虚设，员工“自愿”加班996；
有关系有背景的人即便什么也不会也能被捧上天，兢兢业业的老黄牛一出事就要当背锅侠；
胡建林仅仅被误会成董事长的儿子，一个“草包”就可以连升三级；
做一个差员工不容易，分分钟会被开，做一个坏领导却很容易；
中高层领导整日享乐、尸位素餐、敷衍塞责、行贿受贿、欺上瞒下、中饱私囊，底层打工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自相残杀……
自由派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的种种指责，在众和集团这样一个私营企业巨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影片之所以广受好评，在豆瓣上开出8.0的高分，也正是因为影片并非真的虚构，而是真实世界的映射！
这说明：私人企业里，哪有什么“自由竞争”、“等价交换”？哪有什么平等与公平可言？
打工人或许有选择被哪个老板雇佣的自由，但进入公司之后，就自此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等级森严的极权世界，不断被磨平棱角，像狗一样苟着。
而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打工人连“选择”老板的自由都是奢侈的——这是众和集团的员工很怕被“优化”、拼命巴结上司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在这样一个打工人敢怒不敢言的时刻，《年会不能停！》的确勇敢地喊出了打工人的心声。
不过，影片最后的落脚点，也仅仅是好领导与坏领导，好老板与坏老板的区别，将被压迫者解放的希望诉诸于好老板的个人道德，众和标准件厂的三百多名工人最终保住了饭碗和被剥削的机会。
然而，真的如此吗？
胡建林从众和标准间厂走入众和集团的那一霎就体验到了阶层的巨大差距，而即便众和集团内部仅仅一个休息区的配置，也体现出了基层员工、中层管理、高层领导之间鲜明的阶层差距——这一切背后不过是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的一个角落——从这个角度看，“念旧”的胡董事长真的是一个好的老板吗？
影片虚构了沐浴“春风”的私人工厂——“众和标准件厂”，这个工厂让胡董事长发家，这种虚构不能不说是化解了胡董事长的原罪；而现实世界中，绝大部分的富豪发家靠的却是化公为私，“众和标准件厂”很可能是某个曾经的国营企业……
徐总提出广进计划裁员六千人的时候，胡董事长只有一句“就这么办吧”；六千人裁员目标彻底完成，杀得人头滚滚、天怒人怨的时候，真相被三人小组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之后，胡董事长立刻出来当青天老爷主持正义、干掉奸臣了……
还有企业内部尸位素餐、行贿受贿、中饱私囊、形式主义、人浮于事的破烂事，哪一件不是在胡董事长的统领下发生的？
最终，徐总又成了胡董事长的背锅侠，而标准件厂的三百多名工人还要对胡董事长感恩戴德……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年会不能停！》，感谢它替打工人喊出了愤怒与不满，尽管它面对问题开出的药方仅仅是出现一个“好老板”——胡董事长。
影片的最后，胡建林回到了标准件厂做了副厂长，众和集团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影片前面展示的问题真的得到解决了吗？
真正的药方是电影开不出的。假使真的开出了，电影大概是无法与我们见面的。
真正的药方是什么，这是留待观众、留待打工人自己去思考的。
鲁迅先生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年会不能停！》对真实世界的揭露不过是又一次的“娜拉出走”。鲁迅先生认为，娜拉最终要么死了，要么还得回来，因为她没有经济权。
道理大抵是相通的。
有趣的是，胡董事长的扮演者竟然是在87版《红楼梦》中扮演贾宝玉的欧阳奋强。
《红楼梦》里反叛体系的“贾宝玉”，在《年会不能停！》中成了招抚叛逆者、维护体系的大家长“贾政”。这样的讽刺，是不是电影创作者有意为之呢？
或许如此吧。电影里无处不在的谐音梗，如“庄正直”（装正直）、如“潘妮”（叛逆），以及一些若隐若现的对历史的隐喻，如1998、如掺假栽赃搞垮工厂、如工人护厂、如互联网转型背后的公司高层路线斗争，对了，还有将长沙橘子洲头作为影片取景地之一，这些似乎都在暗示，主创人员想表达某些不便表达的事物的冲动。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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