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走出疫情三年后，世界并未就此安定下来，反而愈加动荡不安了。作为普通人，各种光怪陆离的消息充斥耳边，让人时而魂牵于千里之外的国际热点事件，时而又为国内夺人眼球的新闻吃吃发笑或抚掌叹息。或多或少地，我们都生活在纷乱芜杂的舆论场中。传媒牵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塑造着人们的潜意识。也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人们，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对于一个不是那么敏感和深刻的人而言，这绝不是一个沉寂无聊的时代。
虽然我们的注意力天天被“五马分尸”着，但这个世界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很少的，无非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劳动创造的财富和这些财富的流向。任何高大上的主义，形而上的议题，如果没有以上这些“百姓日用之学”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并最终落脚于它们，总让人觉得有些可疑，有种拽着头发想把自己拎起来的感觉。
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对这些庸俗的问题怀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追求。而世界上总是有各种力量在用各种手段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搞乱大多数人的头脑，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抑或国际主义，都应该是一种从这些基本问题出发的理性的选择，也不应该是道理的终点。可是往往我们在这些中间议题本身停留太久了。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引出本文选择《红雨》和《春苗》这两部以医疗为主题的老电影作为赏析对象的原因。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劳动创造财富以及财富的流向，在这些基本关注点中，医疗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挈领点。普通人愈发难以躲避各种疾病的侵袭，围绕着这些疾病的产生、治疗手段、治疗花费，都有看不见的手在大做文章。医疗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它还关乎权力，关乎政治，关乎经济。想清楚医疗问题的方方面面，绝对是认清世界的一个突破口。
《红雨》和《春苗》都是1975年上映的电影。十年之前的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后来称之为“六二六”指示。这两部电影就是描写在六二六指示下产生的“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的。虽然电影距今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再加上产生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容易让人有种陌生感。但观看后就会发现，电影讨论的问题有种跨越时代的穿透力。观影的体验就像是从河流的下游乘舟溯流而上，来到了河流的上游，下流的每一滴河水，在上流都能找到影子。当今的现状，在电影中似乎都能找到隐喻。正所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醒来已是梦中人”。
医者为谁
两部电影中本人最先观看的是《春苗》，看过后久久不能忘怀。在大导演谢晋的执导下，影片情结张弛有度、环环相扣，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影片开场在短暂展示了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村充满阳光的劳动场面后，就把现实的沉重和矛盾展现在观众眼前：社员只有几岁大的女儿“小妹”病了，由于大队里缺少医疗资源，一辈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奶奶只好去找“巫医”贾月仙，而后者开出来的神药，居然是不知从哪里掏出来的土灰。接着“小妹”被送上了公社卫生院，可院长杜文杰和医生钱济仁态度冷淡，消极治疗，不把贫下中农的骨肉放在心上，却念兹在兹地倒腾上级领导关心的“养身疗法”，最终导致“小妹”不治身亡。影片开门见山地把问题的严重性点破了——不解决医疗卫生系统的问题，代价就是人民群众的生命，而生命是最宝贵的。
伴随着惨痛的现实，问题的答案也呼之欲出，那就是“医疗要掌握在贫下中农自己手里”。医疗从不只是一门专业技术，医生也不仅仅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医生站在什么立场上看病，为谁看病，为了什么目的看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不单是强调医疗卫生的力量和资源要向农村倾斜和下放，还强调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者应该是实心实意为社员着想的人，而后者更关键也更本质。现在我们的医患关系紧张，老百姓看病体验差，不是因为我们的医院少、医生少，而是老百姓吃不准医院、医生是不是实心实意在为患者着想。医疗的产业化，一方面制造者越来越多的患者，一方面让这些患者成为医生面前流水线般需要完成的任务。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在繁重工作量的压榨下，医生即使有悬壶济世的初心，也容易被消磨和泯灭。为什么在公有制经济下，医疗容易回归救死扶伤的真谛？因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医疗卫生工作者和患者之间没有经济利益关系。尤其是像田春苗这样的赤脚医生，自己也是公社大队的一员，平时参加劳动。他们去学医，不是为了自己安身立命，不是为了放下锄头、脱离劳动、成为人上人，而是为了公社大家。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就决定了大部分医生属于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非常关键。知识分子是附庸在资本、官僚身上，在压迫底层人民的过程中分一杯羹，还是站在底层人民立场，甚至成为他们的一员，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也是两种人生境界。比如公社卫生院的院长杜文杰和医疗组长钱济仁，为贫下中农看病很消极，却热衷于搞什么“养身疗法”，原因是上级领导同样热衷于此。他们不但这样做，还让新来的大学生方明也接受和继承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打心眼里认为自己和贫下中农是两种人。他们甚至认为田春苗也是为了“放下锄头，拿起针头，穿上白大褂”，是为了脱离劳动才当起赤脚医生的。
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结合，这是毛主席建国后非常重视的事情。毛主席不但强调知识分子在与劳动人民的深度接触中改造思想、改变立场，还强调劳动人民自己也要掌握知识，也要出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也是工农兵大学生，以及赤脚医生等新生事物出现的原因。“医疗要掌握在贫下中农自己手里”这句话，既包含着已有的医疗卫生资源（包括医生）要服务于劳动人民，还意味着劳动人民自己要生长出掌握医疗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以确保医疗卫生工作在基层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
但这是不容易的。很多出身于劳动阶层的知识分子，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被资产阶级“争做人上人”的价值观所浸染，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这一主题在多部老电影中都有所反映（如《夺印》等）。但影片中的田春苗和方明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坚定地和贫下中农站在一起，守住了“初心”。反观我们当下的现实，大学生们在为了什么而学习呢？学者们在为了什么而做研究呢？医生在为了什么而看病呢？
知识的交接
在“六二六指示”的春风下，妇女队长春苗被送往公社卫生院学习。表面上单纯的进修和学习，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之间对知识占有权和使用权的交接。而这种交接注定充满了波折、冲突和斗争。因为医疗技术，甚至扩大到更大范围的知识，关乎权力，关乎统治。进一步说，谁拥有了知识，谁就拥有了对世界的力量。谁能把病看好，谁就得到了人心。谁掌握看病权，谁就获得了统治人民和获取利益的权力。所以大队书记在送春苗学医的路上说： “你前面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你就大胆地干吧。”毛主席为什么伟大，因为他不但要让劳动人民经济过上好生活，还要将知识、文化、政治地位交给劳动人民。没有劳动阶级对知识和文化的掌控，到手的经济地位也会丢掉。
在公社卫生院，春苗学医的道路果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院长杜文杰声称春苗是来干杂活的，“扛锄头的手摸不了针头”。这表面是对贫下中农的偏见，更重要的是维护自身的地位，是要继续“把贫下中农的命攥在手心里”。可春苗没有气馁，虽然白天的时间都耗费在洗衣服、清洗医疗器具等杂事上，但晚上她主动找新到的大学生方明，以及卫生院其他的医生护士学习技术。方明忍不住说：“你这样学医，可真难啊！”春苗回答说：“再难也要学，贫下中农盼着呐！”我们常说“有志者事竟成”，可立什么“志”也是很关键的问题。春苗立的“志”不是个人的出人头地，而是让贫下中农摆脱缺医少药的境地。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大志向，是春苗强大的动力源泉。
可在杜文杰、钱济仁的打压和破坏下，公社卫生院的环境愈发不适合春苗待下去了。“这不是我们贫下中农学医的地方”，春苗看透了这点后，没有执拗地继续坚持做钉子户，而是选择了回去。从这点也能看出春苗从实际情况出发、审时度势的能力，以及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灵活机动的素养。回到大队后，春苗依靠自身的努力以及方医生的帮助，快速掌握了各种实用的医疗技术。得不到公社卫生院的西药，春苗就用“一根银针”和“一把草药”治病。西药对现代工业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容易形成垄断，但中医所用的材料成本低、易获得，实际上成为了劳动人民在各种困难处境下能够依靠的救命学问。
春苗遭遇的第一场大战役是“小妹”的哥哥“小龙”的肺炎。旧势力不希望春苗把病看好，设置重重障碍，不出诊，不给药，称春苗没有处方权。最后春苗还是顶着强大的压力，利用草药把小龙的病治好，打赢了这一仗。所谓的“处方权”，本来是衡量医生专业水平的证明，在这里却成了杜文杰们打压“赤脚医生”的武器。再联想到一些民间中医，明明有高超的医术，却没有行医资格证，治病救人反而成了非法行医，不禁让人唏嘘长叹。当分配权力的机关不能把权力赋予到真正该赋予的人身上时，这个权力分配机关以及权力本身也就失去了公正性和合理性。
新旧势力的斗争继续着。春苗在大队党委和社员们的支持下，办起了大队卫生室。其他大队也纷纷效仿，一时间赤脚医生的卫生室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更加直接威胁到了杜文杰和钱济仁们的地位。不久，杜文杰就以公社党委委员的身份，宣布各队自发成立的卫生室不符合上级精神，进而收了所有大队赤脚医生的药箱，群众医疗的热情被打压了下去。面对如此不公，难怪水昌伯痛心疾首地问：“杜文杰这行的是什么王法？”。需要注意的是，正像杜文杰自己说的那样，这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领导层的集体意志。可见形势是多么严峻。要知道剧中的情结发生在新中国人民政权刚刚成立十几年的时候。
春苗造反
影片的题目“春苗”不但是主人公的名字，它本身就是一个鲜明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春天是生发的季节，春天的嫩苗虽然刚从泥土中冒尖不久，却有排除万难想要茁壮成长的生命力。而在这种成长中，必然要推翻压在它身上的土块碎石。所以说，春苗天生具有革命精神。推翻压迫，新生事物替代旧事物，这就是革命的合理性。说到底还是那句话，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
在杜文杰打压了基层各大队的赤脚医生卫生室后，春苗气愤地说到：“毛主席会为我们撑腰的”。不久，那场浩大的群众运动就开始了。劳动人民在受到压迫时往往想起毛主席，依靠毛主席的指示和思想，因为毛主席作为最高领导人，总是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其实，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又何尝不是依赖的关系呢？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防止江山变色，才能打破周期率。
影片在后半部分直接正面地展示了这场运动中激烈斗争和冲突的场景。先是春苗、方明们贴起了大字报，揭露杜文杰、钱济仁们在医疗卫生工作中脱离群众、打压群众的错误路线，后者的局势处于下风。之后，杜文杰为了扭转势头，假心假意办起了赤脚医生培训班，想要以向赤脚医生输送个人利益的方式，收买人心，扭转局面。杜文杰们一直抱有私有制的个人主义观念，坚定却是错误地认为田春苗他们“闹”，是为了扔掉手里的锄头，穿上白大褂。从中也可以看出，改变旧有的文化、改变人头脑中故有的观念，是多么困难。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毛主席发动那场运动的原因。
运动发起后，各方势力都要争夺领导权。在赤脚医生培训班上，春苗们“假戏真做”，反客为主，夺了培训班的主讲权，再次获得阶段性的胜利。不过，随着运动的深入，形势也错综复杂起来。杜文杰从上级得到风向变化的消息后，开始反击。培训班被解散，方明也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而被停职检查。杜文杰单独找春苗谈话，软硬兼施地让党员预备期的春苗“考虑一下个人的前途问题”，“一个人如果戴上了反党的帽子，那就一切都完了”。可春苗在运动中逐渐明白了：“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吗？不是领导吗？可他们为什么总不听毛主席的话呢？他们心中为什么总没有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呢？”他们的路线和行为，能代表党吗？
影片最后的矛盾集中在老水昌腰腿病的治疗上。为了夺回对公社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权，杜文杰谎称老水昌的病被春苗治坏了，需要转去县医院急救。钱济仁更是企图在给老水昌注射的药品中下毒，妄图将把老水昌“治死”的罪名栽赃在春苗身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贫下中农的生命已经完全沦为杜文杰们权力斗争的工具。而反观春苗，为了治好水昌伯的病，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试药。谁是亲人，谁在真正为贫下中农着想，已经一目了然。好在春苗发觉了钱济仁可疑的举动，得到了后者下毒的铁证，最终一举扭转了局势，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夺取了胜利。最后，春苗终于把亲身试过的汤药送到了水昌伯的手中，象征着劳动人民终于得到了自己的医疗。
在豆瓣网上，有人评论说《春苗》这部影片是“政治斗争背景下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电影”。的确，影片中有很多在今天听起来有些敏感的词汇，比如修正路线、大字报、当权派、无产阶级专政等。有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一部以医疗为主题的电影，具有如此浓烈的政治色彩。其实，医疗的本质是政治，而政治也是最大的医疗。用“科学性”、“专业性”等借口将医疗与政治分隔开，将医疗去政治化，其实正是最大的政治性的表现。
红雨有心
同一年上映的电影《红雨》也是以赤脚医生为主题，讲述的是少年红雨作为赤脚医生与代表旧势力的村医孙天福争夺基层医疗阵地的故事。孙天福在旧社会曾是药房先生，仗着自己看病买药的地位，不把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眼里，对前来瞧病买药的底层农民都要狠狠敲诈盘剥一笔。到了新社会，他依然隐藏在人民中间，用医术为自己谋利益，几毛钱能治好的病，他开出几块钱的药，与药房分赃，表面上为乡亲们看病，实则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位。
影片通过孙天福这个任务，提出了技术为谁服务的问题。孙天福是有技术的，但他的技术首先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在医疗领域，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化，医生和患者处于信息极不对称的地位，患者只能对医生言听计从。用孙天福的话说，谁能给人看病，谁就“拿住了人”。所以，如果医生不真正为患者着想，而是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那等待患者的只能是任人宰割。孙天福只是个人行为，如果整个医疗体系都以经济利益为第一位，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联想到现在医院为每个科室分配盈利指标，年终总结以盈利突破多少为荣，不禁让人感叹。
红雨的出现威胁到了孙天福的利益和地位，于是一场斗争就避免不了。红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他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快速掌握了医术。更可贵的是，红雨还具有清醒的斗争意识，很“有心”地意识到医疗卫生工作不止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涉及到经济政治。从这一点看，他不愧为当时“又红又专”的典型，比大队的队长还要成熟，因为后者曾经要派孙天福参加赤脚医生培训。
影片的情节在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矛盾斗争后，当然是正义获胜的大团圆结局。其实，整个影片都洋溢着某种活泼的氛围，这和主人公红雨和好几个主要人物都是少年有关。从这一点看，影片和早一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很像，都是以青少年为主人公，隐含着把未来寄托在青少年身上的意图。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生的一代们能否具有更先进的思想，可能到了革命后期，文艺工作者们愈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吧。
和《春苗》相比，《红雨》的矛盾斗争显得不是那么激烈。影片程式化的台词比较多，这些台词有时缺乏矛盾和问题的铺垫，难免给人一种说教的感觉。这可能是那十年一些文艺作品的普遍问题。其实，如果适当减少一些说教感比较强的台词，通过情节和事实让观众自己内心得出结论，可能效果更好。人民群众在听这些政治性比较强的台词时，由于在现实中没有切身体验到痛楚，可能容易产生疲劳感，客观上导致了“吃二遍苦”的命运。
往日可追
以《春苗》、《红雨》为代表的一系列老电影往往能够对社会问题进行鲜明的批判，并直达本质，仿佛指向的是当今的社会。而反观我们当代的电影，在社会问题上几乎处于失语状态，描写的往往是虚幻的海市蜃楼。记得新冠期间有一部《中国医生》，算是当代少有的以医疗为主题的国产电影。但影片并未指出什么现实问题。是我们的医疗体制没有问题吗？前些年的《我不是药神》，也算是揭露了医药领域问题的冰山一角，可反映的还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与《春苗》相比，思想境界和深刻性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人对这些老电影很反感，认为它们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政治色彩过浓，似乎电影就应该是纯艺术和娱乐，不要掺杂过多。这种观念的产生，与全世界科学、文学、艺术等各领域去政治化，以及政治精英化是同步的。其实，政治精英化、去大众化，可能正是精英们利用政治统治大众的手段。
本人在观看《春苗》和《红雨》这两部影片时，时不时会想，如果春苗、方明、红雨们生活在今天，他们的命运会怎样呢？相反，如果杜文杰、钱济仁、孙天福们生活在今天，会不会过得很好呢？春苗如果生活在今天，可能也会隐藏起自己心底那份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不便于随意表露吧。
今者虽不谏，往日犹可追。今者未必是，昨者未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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