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影人点评：陆川和沈腾

　　“陆川是自由派文青的极端，沈腾是庸俗搞笑的极端，两个人相互为冤家是必然的。”

　　作者|郭松民

　　01

　　陆川和沈腾是中国电影人的两个极端。

　　陆川是自由派文青的极端，沈腾是庸俗搞笑的极端，两个人相互为冤家是必然的。

　　并且，自由派文青主要靠“逼格很高”过日子，而庸俗搞笑则专靠解构装逼讨生活，所以，两个人相克相杀也是必然的。

　　前两天，陆川和沈腾就擦出了火花。

　　沈腾的《抓娃娃》正在大肆收割票房，陆川实在有点看不下去，在自己的头条号上点评道：“《抓娃娃》是低质强碱性搞笑片，雄霸中国电影市场，是文化的悲哀。”

　　这里，“低质”的含义一目了然，“强碱性”则略微有点让人费解，大概与“搞笑手段过于低级，用力过猛”一类的意思相去不远。

　　客观地说，陆川的点评相当中肯，但他说了以后马上就删除，声称盗号，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辩解道，“老沈是哥们，小史是我上部戏的男主之一，是亲弟。每一部电影都有主创的心血和态度，都值得尊重。祝影片大卖”，就有点不够诚实了。

　　这真是一种悲哀。

　　中国观众有福了，一天之内，居然看到了双重“文化的悲哀”。

　　一重，如陆川所言，是垃圾电影（不仅仅是“低质强碱性搞笑片”） “雄霸中国电影市场”的悲哀；

　　另一重，则是“不敢批评”的悲哀。

　　陆川本来有机会在电影圈扮演那个喊出“皇帝什么也没穿啊”的小男孩，但他连“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不仅得罪了人，还暴露了自己的懦弱，患得患失，白白让人瞧不起。

　　中国电影，如果要配得上中国崛起，就必须要有批评，没有批评，尤其是没有同行、业内人士的相互批评，电影就不能进步。

　　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规模差不多是世界第一了，但充斥着泡沫和垃圾（好电影也有，只不过凤毛麟角），不敢批评，把批评等同于抹黑，电影人视虚伪地以愚弄观众为目的的相互捧场为理所当然，就相当于垃圾无人清理，观众早晚会掩鼻而过。

　　真的到了那一天，做为主流电影人，陆川也好，沈腾也罢，都难辞其咎。

　　02

　　肯定陆川的批评有道理，并不意味着他拍的电影同样值得肯定。

　　2002年，陆川推出了他的电影处女作《寻枪》。

　　这部电影，由于姜文的深度介入，带有一种卓尔不群的气质，堪称惊艳。

　　2004年，陆川编剧、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上映，随即斩获了华表奖、金鸡奖、金马奖等国内顶级电影奖项，在国际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等，一时好评如潮，有人甚至声称，“这是一部需要跪着看的电影”。

　　这种说法，简直莫名其妙。

　　我认为，所有电影，都应该坐着看，跪着看电影，就把看电影这样一种文化消费活动当成了拜神，是一种思想和情感被双重奴役的表现。

　　二十年后，回过头来再看，就会发现《可可西里》之所以备受追捧，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它体现了“白左”的价值观，与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的价值观相似，而这在当年的中国，正被视为“先进文化”；

　　第二，影片中还有一些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线索。

　　比如，羚羊保护站的巡山队长日泰，是藏族人（西藏在西方话语中具有特殊意义），而凶残的、最终杀害了日泰队长的盗猎头子，则是一位穆斯林。考虑到美国当时正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进“反恐战争”，并隐然把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画上了等号，《可可西里》的呼应与暗示，是不言而喻的。

　　2009年，陆川编剧并执导了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南京！南京！》，先后获得第57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金贝壳奖、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并获得第37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

　　但是，做为日本侵华战争主要受害者的中国人，看了这部电影，却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荒诞感。

　　为什么呢？

　　因为陆川并没有去深入挖掘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屠杀政策的根源，反而试图推动中日在所谓“共同人性”基础上的和解，似乎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受害者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中国人还仅仅是被杀，而日本人则是自杀。

　　共同的人性，有没有这种东西呢？也许有吧。但在日本军国主义没有被彻底清算之前，谈论“共同的人性”，无疑是为搞大屠杀的恶魔开脱。

　　2012年，陆川编剧执导的以楚汉相争为题材的电影《王的盛宴》上映，这部电影无论票房还是口碑，都惨不忍睹，陆川愤愤不平，抱怨说是因为“五毛”的诋毁导致票房失利。

　　《王的盛宴》，标志着陆川已经彻底走出了姜文，完全变成了自由派话语的俘虏。影片贯穿的主题是：谁没有底线，谁就能赢得最后胜利。刘邦比项羽更卑劣，所以赢得了最后胜利。

　　这样的观点，是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对中国现代史上的历史巨人的影射也非常明显，我当年就有专文批判【点击阅读】，这里就不展开了。

　　03

　　如果说，陆川放不下高高在上的架子，带着一种自由主义“启蒙者”的优越感俯视观众，不肯俯就观众的话，那么，沈腾则刚好相反，他以一种喧闹的、低级趣味的、厚颜无耻的方式，肆无忌惮地讨好、迎合观众。

　　沈腾深知，一般的小市民观众，对自由主义文青那种孤芳自赏，动不动就自我感动的臭脸，早就受够了，所以他深知，解构、践踏那些爱装逼的人，一定会赢得歇斯底里的掌声。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文青的那一套应不应该被解构，而在于沈腾不能拿出新的一套价值观取而代之。

　　也就是说，沈腾并不能用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真诚、勇敢等等美好品质，来取代小资产阶级的懒惰、浮夸、虚伪、怯懦等等，而只是满足于“把它搞脏”，好比看到一个人装模作样地穿一身西装，就在后面抛一团泥巴，看见有女人穿裙子，就撒一泡尿一样。

　　无论如何，陆川还拍出了几部能够给人留下印象的作品，沈腾的作品则高度雷同，很难区分彼此，基本都是加长版的小品，即搞一个虚假的设定，就拼命耍宝，完全不顾生活的真实逻辑。如被陆川称为“低质强碱性搞笑片”的《抓娃娃》，一对富翁夫妇，为了培养孩子，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装穷，为孩子营造一个贫穷的“楚门的世界”，试问这可能吗？

　　04

　　在新中国的人民电影时代，提倡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指导电影创作，如今，这一原则已经没有人再提了，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所提倡的“历史地、具体地、真实地”表现生活与人物，总应该是正确的。

　　陆川与沈腾，共同特点是都不懂中国的现实，似乎也不屑于去了解。

　　陆川是从自由主义的概念出发演绎自己的作品的，沈腾则把没有概念当成了概念，做为拥有巨大资源的电影人，他们都有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