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主角（2）以路遥《人生》为例 - 文艺

　　只有当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梦境被垄断资本主义的浪潮所惊醒，当资产阶级的共同富裕彻底破产后，这些小资产阶级经受破产，从而阶级跌落为无产阶级，或者本身就是精神小资产阶级与事实上的脑力无产阶级，他们或许才会阴郁地想起，曾经被资产阶级全盘否定的革命遗产，这个唯一的解决方法。

　　原编者按:1.小资产阶级文艺作品常常描述无产阶级是所谓乌合之众，但是现实情况却是，无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乌合之众，正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背叛，在文艺作品中如此，在现实革命中也如此，无论是外国的马尔托夫，还是赛里斯的王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无时无刻都在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甚至破坏革命。

　　2.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掌握了生产上的技术，劳动人民是无知与愚昧的，而现实却是恰恰相反，劳动人民恰恰是具有丰富知识的而小资产阶级恰恰是缺乏常识的，在小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中却要故意颠倒事实。

　　引言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讲述了《人生》主角高加林从脑力劳动者“阶级跌落”为体力劳动者，而高加林原本深信不疑的资本主义秩序，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失败像一个小丑。即使他的青梅竹马也认同于文化资本所创造的社会秩序，对高加林投怀送抱（这只是一个比喻，并不意味着刘巧珍真的做出了投怀送抱这样在当时看来有伤风化的举动），然而高加林依靠文化资本发起的卫生革命最后却被红而不专的干部高明楼所收编。与前三十年文艺作品中，高加林在劳动再教育中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留在乡村作为白专与红而不专的干部一同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这样的新民主主义童话不同的是。作为80年代初期的文艺作品，路遥要讲述的是精神小资产阶级如何真正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故事。

　　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第一步：离开

　　虽然当时80年代初期的农村在个体户承包责任制的政策中，商品化程度迅速发展，但是大部分小农依旧采取在土地上投入劳动自给自足，再将少量劳动剩余产品出售到市场，换取货币来购买自己无法生产的一小部分生活资料。因此，农民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地采取商品化经营策略，也就是说农民仍然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而不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

　　再加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源于城市的。因此要成为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继续当一个精神小资产阶级，就必须前往城市。要前往城市，就必须离开。

　　离开可以被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切割土地，切割自己作为农民的身份。高加林本来内心就认同资产阶级文化，是迫不得已才沦为了农民。除此以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注定了在土里刨食的农民在鄙视链中沦为下层。从经济资本来看，当时农民采取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不能给他们带来大量货币，在愈演愈烈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农民获得的经济利益极少。只有依靠倒买倒卖和投机倒把才能一夜暴富，至于权力寻租就更不用提了。

　　从政治权力看，原本授予劳动模范的政治权力正在一项一项地收回，在田里认真干活，已经不太能成为官僚了。从文化资本看，原本劳动最光荣的社会思潮正在消退，脱产最光荣的剥削阶级思潮正在兴起，必须劳动才能获得生活资料的农民在社会地位上也逐渐落入了下层。除此之外，在教育现代化的口号下，教育开始向正规化转型，教育资源再次从乡村回流到了城市。因此，切割土地，对于高加林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离开的第二步是切割村庄，而这点对于高加林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高加林所掌握的文化资本虽然让他找到了对象，但是并没有让他得到乡亲们的认同。在漂白粉事件中，高加林痛苦地发现村民们还是信赖以高明楼为代表的政治权力。这只能让他得出群众是群氓，是乌合之众的结论，滑向了精英主义的思潮。因此，他必须前往城市，因为在乡村他既得不到尊敬，也得不到认同，只有城市里有他的同类人。

　　这种离开的思潮实际上否定了另一种市场经济初期的文艺作品。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中往往弥漫着一种名为乡土情结的农民本位思潮。他们常常歌颂农民的辛苦劳作，反对城市的人心败坏，还反对城市下乡来干预乡村，妄想永远保持一种“桃花源”式的小农自给自足的生活。即使有城市对于乡村的感召，也会主要描写农民的在进城过程中的自信，对于外界看法的敏感，以及对乡村的热爱。铁凝的《哦，香雪》就是这其中的典范。然而，与这种作品不同的是，《人生》则主要表现了乡村对于城市的向往，即使高加林多次热脸贴冷屁股也一样。

　　离开的第三步是切割爱情，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爱情主张精神生活的同步，换而言之，讲究浪漫，而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则明显是承诺大于浪漫。对于一个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而言，有一个文盲妻子似乎是不合格的。而刘巧珍也敏锐地发现这一点，最后自己给出了高加林离开的理由：“加林哥,你参加工作后,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一个字不识。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高加林得以抛弃在乡村的责任，但是刘巧珍的宽容并不能洗脱高加林身为负心汉的原罪，这种原罪本质上是在成为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跃升中，抛弃自己原有的阶级同志的必然，是脱离原阶级这一共同体的必然结果。

　　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第二步：进城

　　对于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城市秩序，高加林想要进入只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承认现存的城市秩序，夺取统治阶级放出的阶级跃升机会（高考）；另一条是通过暴力革命，摧毁现存的城市秩序，自己设定新的进入门槛。高加林承认城市现存的统治秩序，但却没有在高考中获得机会来进入城市。最后还是身为统治阶级的官僚帮了高加林一把忙，一位官僚亲戚给高加林走后门，最后给高加林搞来了一个编制。

　　在进城以后，高加林立马崭露头角，他在地区报和省报上发了好几篇通讯稿，还在省报上发表一篇散文。除去脑力劳动上的成就，高加林还获得了其他方面的认可。他英姿飒爽，在体育场上大出风头，成为县机关篮球队的主力。在学会照相后，每逢重大活动就把带着闪光灯的相机带在胸前，衬的他的身姿更显挺拔。

　　高加林在进城后，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处在同一基础上时，立即获得了成功。这可能会被粗浅地理解为高考的落榜者不一定无才，但是我们应该更深一步地追寻高加林在进城后的自信与成功。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潜意识的一种体现，小资产阶级对于自己在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中取胜抱有自信，他们会认为在自由竞争中的落败只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或者运气不好，只要加油肯干，总是能取得胜利的。因此重要的不是质疑自由竞争本身，而是要确保自由竞争能让所有人参与，以及竞争过程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在如今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少见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体的表现就是在相同条件下竞争的自信。

　　在进城后，高加林也终于遇到了自己梦想中的小资产阶级爱情。在高加林还没有进城的阶段，他就在卖馍馍的过程里遇到了他的城里人同学黄亚萍，书中写他在相逢的瞬间“脸喇一下白了——白了的脸很快又变得通红。他感到全身的血一下都向脸上涌上来”。这事实上是高加林对于自己只是精神小资产阶级，而没有小资产阶级的物质条件的自卑。这种自卑将会贯穿高加林与黄亚萍爱情的始终。

　　路遥把自己对于小资产阶级的一切想象都赋予给了黄亚萍:城市、文明、现代、教养、富裕,等等。因此黄亚萍具备自由主义这一小资产阶级最常见的意识形态也是理所当然的了。黄亚萍认为自己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和自由，包括母亲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干涉她的自由。

　　但是黄亚萍不是冬妮娅那样的贵族小姐，她对于爱情有着资产阶级特有的算计。黄亚萍喜欢高加林精神小资产阶级的一面，喜欢他的才情和浪漫，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语言。但是她害怕高加林原本缺失的小资产阶级物质条件，因此在高加林通过走后门进城以后，她就迅速切断了同张克南之间的关系，主动对高加林表达了爱意。而这也导致了高加林小资产阶级生活的破产，愤怒的张克南母亲举报了高加林走后门的事实。

　　对遗产的挽歌

　　高加林最后对他和黄亚萍的爱情采取保尔柯察金一般的转身，即使黄亚萍对于爱情仍抱有坚持的想法。虽然小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遗产往往秉持着负面的态度，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意识形态仍然浸染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使这并不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身预想达到的目标。在小资产阶级的爱情中，如保尔和冬妮娅这些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文艺人物被剥去他们的教育意义和启示意义，被浪漫化为一个符号和意象，受到小资产阶级的效仿。如高加林一直有意无意地效仿保尔一般的英雄主义形象，而黄亚萍则在不爱整个农民阶级的情况下，力图用浪漫来穿越阶级的隔阂，爱着高加林这样的精神小资产阶级农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解释世界的过程，他们终于找到了超越一切的武器：浪漫与爱。当高加林想到自己爱着刘巧珍哪里时，他却想到的是外国油画上的漂亮女性。他爱的不是刘巧珍本身，刘巧珍只是他所爱的浪漫的投影。因为油画上的女性包着红头巾，所以高加林无论天气多热都要给刘巧珍包着红头巾。小资产阶级用浪漫来解释一切，对于革命的遗产也采取了用浪漫来重塑阶级记忆的方法，这不知道该算是“我们来过”的庆幸，还是算是革命失败的悲哀。

　　在无产阶级路线被彻底抛弃的市场经济初期，面对着大厦崩塌只余下遗产的现状。资产阶级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办法作为新出路，《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采取股份制的方式，试图帮助乡亲们实现共同富裕，但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因为在资本主义叙事中，群众作为乌合之众的不可被信任，个人的英雄主义只能像《危楼愚夫》一般，进行一番无人在意、无能为力的最后一搏。而其他的人们敏锐地感受到了资本主义道路注定失败的结局，却如《鲁班的子孙》般只能从道德的角度去怀念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