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从文化开始统一？——再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杨德昌执导一部现实主义电影，1991年上映。该片改编自20世纪60年代初在台北发生的一宗真实的少年杀人事件。”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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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有一位王启赞饰演的小猫王，是小四的好友，可谓人小鬼大，相当抢戏，很多人甚至认为，他比总是不苟言笑的小四要更可爱。

　　小猫王早上约小四去上学，看到小四的大姐从淋浴间湿着头发出来，立马来了一句，“出浴镜头啊”，接着说，“越来越像老美了，早上洗澡”。

　　两句简单的台词，就折射了好莱坞和美国生活方式对台湾的影响。

　　小猫王之所以叫小猫王，是因为他善于模仿六十年代最火的美国流行歌手猫王。

　　小猫王个子矮矮的，梳着西装头，站上木箱才能够得着麦克风，但能把猫王的歌曲，唱得有板有眼，惟妙惟肖，赢得满堂彩。

　　小四杀了小明，本来要判死刑，但因为舆论反映强烈，改判15年徒刑。小猫王到监狱去看他，送了一盘录音带。

　　在录音带中，小猫王告诉小四说，自己给猫王写了信，没想到猫王居然回了信，还寄了一枚戒指给他。

　　猫王在信中说，没想到在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居然有人这么喜欢他的歌，他很高兴。

　　小猫王并没有因为猫王不知道台湾的存在而感到不爽。事实上，他也在心底默认，在猫王或美国人的心目中，台湾就应该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岛”，正因为如此，他得到猫王赠予的戒指，才觉得格外骄傲，格外引以为荣。

　　他对小四说，“我现在天天戴着这枚戒指，很屌耶！”小猫王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你把一下。”

　　“把一下”，是台湾小太保们中流行的切口，或者叫黑话，原初的含义，是指小太保站着撒尿时自感骄傲的手势，后来泛指炫耀、嘚瑟一类的行为。

　　小猫王与猫王的故事，并非导演杨德昌向壁虚构。当年确有台湾歌手靠模仿猫王成名，并且也的确收到了猫王的回信与戒指。杨德昌只是把这一故事借用到了小猫王身上。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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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牯岭街》中，有一个桥段，就是中学生们都在很投入地看一部美国西部片。

　　这部电影，我查了一下，叫《赤胆屠龙》，上映于1959年。

　　故事嘛，当然是好莱坞西部片的俗套——警长与匪徒，最后，警长还要抱得美人归。

　　俗套也罢了，但片中偏偏要出现一个中国人。他戴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黑帽子，拖着辫子，表情既卑贱又奸诈，在小镇上干收尸人的行当。

　　一番枪战过后，警长让人“把中国佬叫起来“，吩咐他把尸体埋了，然后到”监狱“（即警长关押嫌犯并且办公到地方）领钱。

　　“中国佬“说不用了，因为在每具尸体的口袋里都发现了两枚价值50美元的金币。此刻，收尸人的表情给观众的印象是：他发了一笔意外之财。警长并不与他计较，只是宽容地、略微有点怜悯地笑了笑，不言而喻的含义是：中国人就爱占小便宜。

　　中国人不会成为警长，他们不是为法治和正义而生的，他们只爱钱，只能干这种恐怖、肮脏的活计——这就是好莱坞给中国人设置的刻板形象。

　　小四看了电影《赤胆威龙》，对这一细节未置一词，反而迷上了警长的形象。影片中有他在校医的办公室，戴上医生的礼帽（把它想象成警长的牛仔帽），然后戏仿警长开枪击毙匪徒，并潇洒地吹吹枪口硝烟的桥段。

　　小四最后杀死小明，真的是出于一种道德动机。他一边把刀刺入小明的身体，一边嘶喊，“你没有出息呀你”，“不要脸，没有出息”……，因为他无法接受小明周旋于不同男生之间，不断更换自己庇护者的行为。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文化如何不动声色重塑了台湾一代人的精神人格：

　　一方面，在美国人面前，他们接受了好莱坞设置并赋予的“收尸人”之类的刻板形象，并因此深感自惭形秽；另一方面，在大中华文化圈内，他们又把自己想象成主持正义的警长。

　　两岸恢复文化交流以来，在文化与心理上的种种别扭、不协调、乃至冲突，其深层次的根源，概源于此。

　　美国文化之外，对台湾人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文化。

　　小四刺向小明的短刀，是一把日本刀。

　　这把刀，是小猫王在自己家的顶棚上找到的。这套房子，原来住着一户日本人，日本战败后，被遣送回日本去了，但不知怎么回事，刀却忘了带走。

　　除了这把短刀，小猫王还找到一张日本少女的照片。小四把这张照片要了来，贴在自己睡觉的壁橱（因为兄弟姐妹太多，小四和二哥只能睡壁橱）壁上。在手电筒光亮下，照片上的日本少女目光炯炯，一脸严肃，宛如圣像。

　　小猫王说，大概这把短刀就是这个日本少女自杀用的。很可能这句话刺激了小四，成了他杀死小明的重要诱因。

　　但小猫王说错了。江户时代，日本武士一般要带两把刀，长的叫打刀，短的叫肋差。打刀的主要功能，固然是用于格斗，肋差也不是切腹专用，而是用于近身肉搏。小四用肋差刺死小明，亦可说是物用其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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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奉行的是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言必称“中华文化”，但事实上，由于排除，甚至敌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他们的文化冬烘、迂腐、佶屈聱牙，面对强势的美日文化，毫无抵抗能力，台湾由此成了美日的文化殖民地。

　　《牯岭街》中有这样一个桥段：

　　操着山东口音的国文老师（无疑是1949年随国民党迁到台湾的），在课堂上大谈洋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鬼精鬼精的小猫王反唇相讥：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英语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恼羞成怒，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字。

　　如今，统一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大的心理焦虑。

　　有时候想，如果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尚需时日的话，何不从文化统一开始入手呢？但过河需要桥，过海需要船，文化统一是需要载体的，想想当代中国电影的现状，想想仍然统治着中国影坛的第五代们那副冥顽不灵的样子，就有点欲说还休了。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