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问题与前景

    近年来，“打工文学”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深圳文联的杨宏海先生是研究“打工文学”的专家，据他的研究，“打工文学”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他还将“打工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但是，“打工文学”引起全国性的关注，大约在2004年，在那之后，深圳关于“打工文学”召开了三次会议，每年一次，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这与“底层文学”大体是同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看作是在新世纪崛起的两个思潮，或者说是“重视底层”这一文艺思潮的不同侧面。

    “打工文学”的兴起，表明了打工作家的创作能力，以及他们构建自身主体性的努力，同时也反映了打工者群体的文化需求得到了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这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沉默者开始说话的，必然会给我们打开一个新的空间，让我们重新认识打工者，重新认识底层，重新认识我们这个社会。在这方面，打工文学的出现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社会规范与美学规范的限制，可以说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从总体上来说，现在“打工文学”还只是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被讨论，这一讨论是由地方政府或文联、评论家、作家促成的，它们也都从中获得了相应的关注或利益，是一种多重性的“双赢”，但就文学说，除了郑小琼、浪淘沙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作家还没有足够的创作实绩，也还没有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如果“打工文学”要持续发展，还需要作家们不断的努力。

     因此，讨论以下几个问题是必要的。首先，是打工文学能否代表打工群体的整体利益与根本利益，打工文学能否代表打工作家的心声；其次，地方政府或文联的极力推举，对打工文学有什么影响与利弊；再次，在“纯文学”原则的规范下，打工文学是向既有的美学标准靠拢，还是在发展中确立自身的审美标准，这三方面因素的综合，将决定着打工文学的未来。

     首先，打工文学能否代表打工群体利益？“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底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都是知识分子或已成名的作家，如曹征路、刘继明、刘庆邦、王祥夫、陈应松、胡学文、罗伟章等，他们或者是大学教授，或者是作协系统的作家；而“打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则是从打工者中涌现出来的，如郑小琼、浪淘沙、王十月、于怀岸、徐东、叶耳等。按照“左翼文学”的逻辑，知识分子作家不如工农出身的作家在思想意识上“先进”，但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打工文学”中我们反而较少看到群体意识或阶级意识，而更多的是个人意识或个人奋斗的思想，而在“底层文学”中，群体意识或阶级意识则更明显一些。这里是就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下面我们还要讲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有以下原因：就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去看另外的阶层，或许更容易看到“打工者”的相同之处，而对于打工者来说，看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可能更容易看到彼此之间的差异；知识分子看问题，可能会更偏重于思想与艺术上的在总体把握，“打工者”看问题，可能更偏重于个人经验的表述。

    在这里，便涉及到一个文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是否能为“底层”代言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南帆、张闳、吴亮等学者有过争论，南帆在与一些青年学者的讨论中，探讨了底层表述的可能性及其理论上的困境，而张闳、吴亮等人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在争夺“学术霸权”，或是一场学术的“圈地运动”，而唐小兵则认为这不过是“民粹主义”的一种表现。

    在这里，值得讨论的问题不仅是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也包括打工者能否为“打工者”代言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谈，第一个层面，作为个体的底层或打工者，是否能为整体性的“底层”代言，这里涉及到是否有兴趣、视野、能力为“底层”代言的问题，并不是每个底层作家都有这样的意愿，我们在今天看到的往往是其反面；第二个层面，作为个体的底层或打工者，是否能为“自己”代言？这在表面看好像不会有问题，但在“主体”已经破碎，而外界还有强大的社会规范与美学规范的今天，一个人能否代表自己，也成为了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看文学史，历史的经验往往比理论探讨更能给人以启发。左翼文学从20年代“大众化运动”以来有一个终极理想，就是“大众写，写大众，为大众写”，这一理想在建国后有了实现的可能，出现了不少工农作家，比如胡万春、李学鳌、仇学宝等，但是这一理想的实现，也带来了自身的问题，这在浩然、高玉宝身上有突出的表现，浩然说自己是“农民写，写农民，为农民写”，他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想法，但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他并没有完全站在农民立场上来写，当主流意识与农民立场相一致的时候，他为农民而写，而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站在主流意识上来写，这一点与赵树理是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浩然有时会顺着潮流走，而失去了一个作家的独立性。高玉宝的《高玉宝》现在看来也是一部很不错的书，但是在他80年代写的《高玉宝》续集中，我们看到他的整个思想意识，也是完全是80年代的“个人主义”，与《高玉宝》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这个意义上，浩然、高玉宝显然不能完全代表农民，这也是今天打工文学所面临的困境。

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虽然有所不同，但却是同一种潮流的产物，知识分子固然不能毫无障碍地为底层“代言”，而打工作家也并不天然地代表打工者，但他们之间是可以互补的，如果能将他们各自的长处结合起来，有可能建设一种新的文学。

    其次，是打工文学与官方行为的关系。打工文学引起广泛的关注，与深圳政府与文联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现在深圳还为这些打工作家做了一些“实事”，包括解决户口、调入文联工作、召开研讨会、出版书籍等等，这对于作家是一些好事，也树立了深圳作为打工文学“策源地”的形象，是一种“双赢”。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作家在脱离打工生活，成为一个“作家”之后，是否还能写出“打工文学”，是否还能代表打工者的利益？“打工文学”是否还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批判性？在北京召开的“打工文学论坛”上，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这一问题，他们呼吁要防止打工文学被“收买”，这个词或许重了一点，但却显示出了“打工文学”面临的困境。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打工文学，按道理应该表现打工者生活上的苦难与精神的困窘，但在与地方政府或文联发生密切的关系之后，这样的描写是否会被接受，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被接受，是否会受到限制？如果照实写，是否会被认为是在为政府的形象抹黑？如果不照实写，又怎样保持“打工文学”的特质？这是一个悖论。地方政府与文联的重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目前我们所能看到关于“打工文学”的讨论中，讨论的几乎都是深圳的作家，可以说“打工文学”引起全国性的关注与深圳文联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对另外地方的打工作家也起到了一定的遮蔽作用。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出现打工文学与打工作家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深圳之外，也有“打工文学”与打工作家，但现在这一部分作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这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但我希望“打工文学”不局限于深圳，或许在不同的“地方性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看到“打工文学”在全国的整体性面貌，而这也才能使“打工文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再次，是打工文学与既有“美学原则”的问题。现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打工作家一旦成名，就不愿再被称为“打工作家”了，而愿意直接被称为“作家”，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被称为“打工作家”总好像有些被照顾的意思，因为打工者的身份，或者因为“打工文学”的潮流，而被称为“作家”，好像更能显示个人的创作实力，是靠“文学”而不是靠“打工”得到承认的。不只是作家，一些评论家或读者也会认为，将某人称为底层文学作家或打工作家，总好像包含着照顾或勉强认可的意思，不知别的研究者怎样，我却并没有这样的意思，相反，我认为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一种不同于当前文坛主流的审美标准。

    当前文坛主流的审美原则，是19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这是一种精英的、西方的、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而“新的美学原则”应该对此有所超越，是底层的而不是精英的，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是包容各种创作方法而不只是现代主义的，但这种美学原则也应该不同于1940—70年代的“人民美学”，相对于“人民美学”，它应该保持独立性与批判性，应该保持对目的论与本质论的反省，应该有更多的思想资源与艺术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与创造。这种“新的美学原则”并不是对“人民美学”与1980年代美学的绝对排斥，而应该在对它们的继承与扬弃中发展出来，在当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新美学”的各种萌芽，应该加以关注并促其成长，而不应该“棒杀”或“捧杀”。

    比如于怀岸的《台风之夜》，这个小说写两个打工者被工厂开除后，和几个打工的小兄弟到一个靠近海边的小城的过程，一路上遇到了各种事情，被赶下车，打架，遇到杀人的场面，碰见一个找儿子的老人，忍着饥饿和寒冷在高速公路上步行，而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台风之夜”，小说将自然界的狂风暴雨作为背景，具有一种强烈的象征性，写出了这几个年青的打工者在动荡不安时代中艰难的跋涉。再比如宋唯唯的《长河边的兄弟》，写两个农村的小孩的生活和他们的心思，与邻居小朋友玩，到姥姥家去，等待外出打工的父亲，小说虽然有些冗长，但细腻地写出了这两个小孩的世界——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也写出了父亲在外打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像这样的小说，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美学萌芽，很值得我们关注。

    但遗憾的是，在不少“打工作家”那里，他们努力的方向不是创造新的美学，而是竭力向文坛既有的审美标准靠拢，这虽然有可以理解的原因，比如可以在现实秩序与文学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等等，但我认为，如果只是简单地认同现有的美学原则，而忽略了个人经验与美学的独特性，是一件极为可惜的事情，而这样做，既使个人的文学事业行之不远，也无法在整体上对中国文学有所推进。

    可以说，打工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如果打工文学能真正代表打工者的利益，能摆脱地方文联重视所带来的不利因素，能发展出一种自身的美学，那么必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这也必将给中国文学带来整体上的一个转变，反之，如果打工文学不能代表打工者的利益，匍匐在既有的社会规范与美学规范之下，那么必将行之不远，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明日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