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
作家也是人。
是人就有价值观。价值观决定着作家的立场。
因此,一般来说, 文学都有其利益的属性。
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感叹中国的文人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昨天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奇文《中国文人何以成了“毛”》,复制一段如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
这位作者说的“秦以前”是指战国时期。“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指的是“纵横家”这样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纵横家”这群文人的“立场”也是极为特殊的。
战国时期中国有一百零三个小国。其中大国八个:秦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齐国、越国;小国:晋国、巴国、蜀国、鲁国、卫国、郑国、宋国、薛国、滕国、邹国、小邾、中山国、西周公国、东周公国、周朝等。最有实力的是齐、楚、燕、秦、韩、赵、魏,人称“战国七雄”。
纵横家分为“合纵派”和“连横派”。两派都不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上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企图借助其它国家的力量来实现自己“功名富贵”的目的。因此,他们的特点就是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谋划策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在各国之间游说,寻求机会实现自己的利益目的。
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公孙衍和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纵横家智谋是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国际形势的产物,其兴也快,其衰也速。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纵横家的智谋就很难再有用武之地了。
后来的文人对这段历史津津乐道,有把“苏张”作为人生楷模的,也有很多文人对“苏张”的品行所不齿。唐朝有个和尚叫贯休,曾在《杂曲歌辞·行路难五首》中把“苏张”作为反面的例子劝诫世人“败他成此亦何功,苏张终作多言鬼。”后来宋代诗人邵雍也在诗中写道“廉颇白起善用兵,苏秦张仪善纵横。朝为布衣暮衣卿,昨日鼎食今鼎烹。”
与纵横家的“主观政治”相对是“士大夫精神”。士大夫精神也出现于战国时期。士大夫指的是知识分子和官僚混合体一个特殊阶层。
什么是“士大夫精神”呢?
士大夫精神强调的是“节操”,“君子能够安贫乐道,天地情怀,不失节操。”。天地情怀的具体含义就是“忠君(爱国)、恤民(忧虑人民的疾苦)”
士大夫精神讲求“文以载道“,这个“道”主要就是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恤民就是“人民性”的具体体现。
最能够代表士大夫精神的一句话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为了恤民之道,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为“骨气“。
“士大夫精神“与”纵横家“的本质区别就是士大夫精神以“恤民之道”为核心,而纵横家是以“我”为核心。
虽然秦汉以后纵横家的群体再难以“天马行空”了,但他们的秉性却作为一种基因传了下来。
比如唐代坚持士大夫精神的典型有李白、杜甫以及狄仁杰等等。而继承了“纵横家”秉性的典型则有宋之问等。
从秦汉以来,文人始终分为有士大夫情怀和以“我”为核心的纵横家基因两大类。19世纪20年代以后,有一批先进的文化人又从“士大夫情怀”向前迈了一步,完全彻底地站在了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而带着“纵横家”基因的那些文人也向后退了一大步,他们从周游国内各政治势力谋取私利退到了不惜卖文求荣、卖国求荣,向国际资本摇尾乞怜而换取个人名利。
相信历史定会为他们记下这一页的。
2022年9月2日星期五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