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说不能迷信“获奖”

　　昨晚，有位“山月记Q”网友和我聊天（骂我）。我反倒觉得他很可爱。年轻人，偏激一点，很正常。我喜欢和他聊天。可是他很快就把我拉黑了。这就意味着他不骂我了。他说他要去骂另外一个“左棍”。

　　但是，我还是想和他聊聊，为什么小说不能迷信“获奖”？

　　因为文学的奖项不像自然科学的奖项。自然科学奖项的标准是客观的，而文学的标准是主观的。

　　西方的价值观和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假如，我们的文学一定要去适应他们的价值观，那我们就会失去民族文学的“主体性”了。这怎么能行呢？文学奖与和平奖、经济奖都是一个道理。我们的经济搞得再好也不可能得奖。只要谁的理论能够挽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那就一定能获经济奖。你要是做出了对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有利的事情来，那就一定能得和平奖。道理就这么简单，我们迷信那玩意干什么？

　　具体到莫言来说。为什么颂明一定要坚持怼莫言呢？因为莫言文学对汉语文学的破坏是全方位的——从文字、文风到人物塑造。其个人的创作态度极具投机性，文学水平也是一般化。如果只是单篇看，他写的都是变态人物，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原形。莫言是把现实人物加以丑化夸张之后捏合成了小说人物，而且文风阴暗，文字龌龊，内容高度“政治化”，热衷于使用政治敏感词以表示其“政治态度的极端”。要是把他的作品放在一起参照着看，他的小说人物都是概念化的。我完全不是扣帽子，而是从事实出发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比方说他的著名《透明的红萝卜》，气氛压抑、政治影射，是莫氏文风的典型代表。我怕惹上“侵犯版权”的麻烦不能复制他的原文，好在网上很容易搜索到，希望真正对文学感兴趣的网友，可以把他的这篇名著与颂明附后的两篇拙作《透明的胡萝卜》和《将军山渡槽和来福》对比着读一下，就会完全明白了。

　　莫言这样的小说允许不允许存在呢？

　　我想是允许的，但不宜作为主流文学存在。作为三流文学，让有鉴别能力的成年人读，没啥大事。让小孩子去读危害就大了。现实的情况是有人（包括官方），都把莫言捧得太高。因此老百姓就要说话了。论码字水平，莫言就是和颂明比那差得也不是一星半点，何况现实中真正的高人太多了。你把莫言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别人就不会说什么了。

　　【附录】

　　透明的胡萝卜

　　颂明

　　一

　　当时我们都是叫胡萝卜的，而不是叫红萝卜。红萝卜也是有的，用我们的话说那是辣萝卜的一种，个挺大，有小孩的小腿肚那么粗那么长。胡萝卜个小，小的只有指头粗细。

　　1960年至1963年，我在蓼城一小读书。这4年间，胡萝卜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小三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爸爸解放前的公开身份是伪警察局长。他却说他是地下党，唯一的联系人牺牲了，他的身份便成了谜。解放后他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硝场接受改造，每月只有十来块钱的生活费。

　　我爸爸也做过地下工作，和小三爸爸没有交集，但我爸爸凭直觉相信小三爸爸。

　　我爸爸当时也是处于历史问题的审查之中，在一所中学做教导主任，党籍被挂了起来，和小三爸爸算是同病相怜。

　　为了孩子前途，小三爸爸主动和小三妈妈离婚了，独自一人住在硝场存放工具的院子里。院子里有很多推车、铲子、铁锨什么的。没事的时候小三爸爸会默默地修理损坏的工具。

　　院子的墙角有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小三的爸爸就把它清理出来，撒上了胡萝卜种子，一年收两季。

　　胡萝卜就是这样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二

　　当时孩子中间流传着一首童谣：蓼城县，破猪圈，天晴杨灰起，下雨烂泥陷。

　　那时候下雨天我们一般都是打赤脚的，像佩奇一样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我们班有个县长的儿子叫孙山松，有一次在泥坑里跳来跳去时脚板被玻璃碴划破了，鲜血如注，我真是吓坏了。当时那些县委干部的孩子和我们老百姓的孩子真是一点分别没有的。组织部长李政委的儿子也和我同班。他衣服上总是带着补丁。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没穿过新衣服的。

　　六年级有个女生星期天在街上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30多元钱。当时那可是一大笔钱。这个女生家里很穷，她却拿着钱包在马路上等失主，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4点多钟也没等到，只好交给了警察叔叔。

　　于是她成了小英雄。星期五下午是队会，学校让她给全校的师生讲她的事迹。

　　我坐在前面几排，离她很近。我看见大队辅导员拿了一个玻璃瓶子，里面有半瓶白糖。大队辅导员往茶杯里倒了很多白糖，冲上了开水。然后小英雄讲几句话就喝两口糖水。

　　我的注意力全被那杯白糖水给吸引了。当时白糖是稀罕物。我们家只有那种一团团的鸡屎的形状的古巴红糖，又叫鸡屎糖，还被紧紧锁在了柜子里。

　　三

　　“当英雄怪快活来，还有白糖水喝。”好几天之后我还念念不忘那杯白糖水，有一天我对小三说。

　　“那我们也当一次英雄。”小三说。

　　怎么当呢？小三比我聪明，他很快有了主意：“我们买5分钱的糖精。星期天，我们俩打一桶井拔凉送到水库工地给工人喝。”

　　这真是个好主意。糖精井拔凉当时是我们小孩子的好饮料哩。

　　我俩抬着井拔凉到了工地，大声喊着：“糖精井拔凉，都来喝喽。”

　　可是没有工人来喝。我们很扫兴。有个工人叔叔对我俩说：“你们的井拔凉抬到这里早已经变成井拔热了。喝了涨肚子。我们工地上有茶水供应的。”

　　四

　　回到家后，小三还是不死心。他又打起了爸爸胡萝卜的主意。

　　在当时不但是很好的水果，还是重要的粮食替代品。

　　“我们起点胡萝卜送到工地去，一定能够当上英雄。”小三说。

　　“那你爸爸舍得吗？”我很心疼，因为小三爸爸会经常送一些胡萝卜给我们家的。

　　“他会同意的。”小三自信地说。

　　我们俩一起来到了工具库。

　　“爸爸，我们想送一点胡萝卜到水库工地去。”小三说。

　　“为什么要送工地去？”爸爸问，似乎很感兴趣。

　　“工人叔叔修水库很辛苦的。”

　　“好事啊。我们去起一篮子洗好送去。”

　　我和小三抬着一篮子胡萝卜到工地，呼啦一下就被工人抢光了。

　　我和小三兴致勃勃地到学校把这件事和大队辅导员说了。

　　她“哦”地应了一声，点了点头。

　　四

　　好几天过去了。老师没有表扬我们，大队辅导员也没给我们白糖水喝。

　　小三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

　　小三爸爸知道了原委之后，给我和小三每人洗了一只大大的胡萝卜，说：“我们做好事是不图表扬的，也不想当英雄。将来水库修好了，我们就有自来水了，有电灯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有土豆烧牛肉。那可比胡萝卜好吃多了。”

　　我举起了胡萝卜，对着太阳望去。阳光把胡萝卜照得晶莹剔透。我的口水禁不住流了下来。

　　脚下有只癞蛤蟆呆呆地望着我们，像在打瞌睡，又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将军山渡槽和来福

　　有些人、有些事，早已经在老百姓的心中扎了根；无论世事风云如何变幻，他们都永恒地在人们的心中活着。

　　——题记

　　快过年了，我得回老家祭祖。

　　我家的祖坟在六安施桥。说来也是个人杰地灵，钟灵毓秀的所在。在镇南的将军山，有个地方叫“广王城”，原是商朝广王爷的镇守之地。这里田地平整，就是缺水，一直都很贫穷。说是老家，其实我回来的很少。父亲青年时期就离家投身革命了，走南闯北飘忽不定。我第一次回老家是1968年的上山下乡，差不多就是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所描写的那个年代吧。我下放到了一个叫汪老家的山村，离施桥不过几十里地。

　　我没有看到“一手里拤着一块高粱面饼子，一手里捏着一棵剥皮的大葱”骂骂咧咧出场的队长。我的队长叫高大宏，快人快语，非常热情。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天领着我去干活时他指着面前的一块地说：“今天我们把这块地点上麦子，就够你一年的口粮了。”

　　我更没看到过“黑孩”。队里也有个孤儿，叫来福，跟我同龄。在他两岁的时候父亲得了一种叫“水臌胀”的病去世了，后来他妈妈也跟着唱小戏的跑了。来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他家只有奶孙两人，知青的房子还没盖好，队里就安排我先住他家。奶奶七十多岁了，满嘴的牙都掉光了，两边的腮帮深深陷下去。她是舒城人，极爱干净的，家里收拾得一层不染。

　　来福长得聪明伶俐，也很勤快。因为家境的缘故，没念过书。我喜欢看书，他就让我念书给他听。我给他念过《西游记》，也念过《红岩》和《欧阳海之歌》。他都听得入迷。山里人睡觉很早，我俩睡一张床，我把手电的聚光碗拧掉当成了照明灯。每天晚上我们就靠在床头，我念书他听，奶奶就在门口“嗡嗡”地纺纱。我们睡着了奶奶还在纺纱，她可以一边纺纱一边闭上眼睛就算睡觉了，一直到天亮。等我们早上起来时她已经把早饭做好了。熬得黏糊糊的粥就着自家泡的酸豆角，可香了。

　　1969年修将军山渡槽，队里要派劳动力上工地。来福也被抽去了。我也想去但队里说我身子薄干不了那里的重活，就留下了。那时候队里是经常在晚上开会学习的。队长给我们讲将军山渡槽的“重大意义”：渡槽连接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使淠河、杭埠河两大灌区连成一体，把龙河口水库的水引到施桥将军山，可以润泽六安东乡旱区的几十万亩农田。

　　大家都把参加将军山渡槽的会战当作很光荣的事情，称那里是前线，我们是后方。后方要支援前方，不单单要把队里的活干好了，还要送粮食和菜上去。快过年了，队里杀了头猪，要给前方送半片肉去。我也跟着去了。

　　来福看到了我很兴奋：“你来的正是时候，后天县里要来慰问，放电影《沙家浜》。你是赶上了。就在这呆两天吧。”正好伙房说缺人手，队长就让我留下了。

　　来福当了青年突击一队的队长，他骄傲地对我说：“已经连续三天把二队给甩了下去。郑明（二队队长）那小子不服气，要和我拼命。我才不屌他呢！”

　　第二天中午伙房炖了一锅红烧肉，每人分了一小碗。来福像吃萝卜块似的，端起碗吧唧吧唧一会儿就吃完了。我胃口不好，吃两小块就腻了。我就把我的那碗也倒给来福了。来福吃多了，口渴，就舀起一瓢凉水咕嘟咕嘟喝了。我说：“你吃了那么多肉又喝凉水，要拉肚子的。”他说：“没事，我是铁打的。”

　　下午他就拉肚子了，肚子疼得直冒冷汗。我劝他歇着，他怎么也不肯：“郑明正跟我较劲呢。我不能让那小子得逞。”

　　到了傍晚，来福撑不住了，晕倒在了工地上。我们把他扶到工棚，给他喂了点热水。他才缓过气来。队长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什么也不肯：“这节骨眼上，怎么能因为我耽误工程呢？”

　　不一会儿，他又昏迷了。队长吓坏了，赶紧让人把他送医院。

　　那时候没有汽车，全靠人抬，15里路送到了张母桥医院。到那人已经不行了，说是肠穿孔。

　　接到噩耗奶奶哭得死去活来。我抱着奶奶说：“我就是你的孙子。我给你养老送终。”奶奶抚摸着我的头，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1970年我被招工走了。村里的几个年轻人送我。走到村口的小河边时，我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年轻人又把我送了回来，和奶奶再次告了别，才又重新上路了。

　　到了城里，我并没有兑现我“给奶奶养老送终”的诺言，只是给她捎过几条肥皂和一次猪油，便再也没联系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奶奶在我走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和孙子葬在一起。

　　我来到了奶奶和来福的墓前，烧了些纸，放了点祭品，带着满满的负罪感在心中默默地说：“奶奶，我真的是个小人。我没能为你养老送终。”

　　站在墓前可以清晰地眺望到将军山渡槽的雄伟身姿。50多年过去，当年红旗招展，万人大会战的场面早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中。也许没有人会把默默沉睡在这里的来福与这个宏伟工程联系起来。然而，这座六安人心目中的“人间天河”，依然在滋润着这片土地。

　　2020年1月3日星期五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