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我们中国是一个千疮百孔、举国文盲、生产力极度低下、山头宗派林立、充斥着黄赌毒黑匪的一盘散沙的国家。
关于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应当是最清楚的，费正清教授曾经对民国进行过深入研究。
像中国这样有着56个民族，地区差异巨大、人口众多、有着几千年封建战乱的国家，内忧外患、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要发展起来有多么不容易啊！
可是，我们仅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使中国从东亚病夫一举成为了东方巨人，建立起了历史上唯一的没有黄赌毒匪黑、人民钢铁般团结的社会。到了毛泽东生涯的最后10年，新中国的威望达到了建国以来的顶峰。这其中经历了什么老百姓是一本清账。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农民起义、政权更迭，每一次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如何才能避免新中国不重蹈覆辙，这是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结果是我们顺利地消除了宗派山头割据的问题，有效地避免了红二代成为“八旗子弟”的问题，从根本上避免了老革命蜕化变质的问题，基本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目标、全国范围内的水利化建设，文化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艺精品、经典大量涌现，人民完成了从阿Q到国家主人翁的华丽变身……
难道这一切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60年代，英国元帅蒙哥马利2次来华访问，对中国当时的情况向全世界做了详细介绍，提出了外国军队要避免在地面上与中国军队作战的“蒙哥马利定律”。
70年代，杨振宁回国并会见了毛主席。访问韶山时他表达了对当时国内形势的认识，他说：毛主席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在进行着如何让国家政权保持为人民服务性质的了不起实验。
杨政宁的话是中肯的。
没有任何国家的军队能像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样在老百姓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在任何危难艰险的时刻，老百姓只要一见到解放军，就有了无比的安全感和信心。
一个学雷锋运动就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不分男女老幼都发自内心的去做好人好事，这是多么大的教育伟力啊，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一个作家，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类发展的潮流、不讴歌人民的事业，是不可思议的。
在莫言的笔下，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辉煌历史，为甩掉一穷二白帽子艰苦奋斗的火热年代，竟成了无比黑暗的历史。
在莫言笔下，人民军队猥琐不堪、不是强奸犯就是刽子手、杀人狂，还美其名曰“写人性” 、“写底层人民的苦难”、“纯文学”等等。他们散布阴暗心理、传播仇雠情绪、矮化民族文化却把“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当作中国文学创作的圭臬。
在文化、教育领域，唯洋人马首是瞻达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当明白，经济算术级的发展必定导致几何级的发展。莫言们竭力割裂改革前后的历史使之对立，把今天的物质生活与当年为甩掉一穷二白而艰苦奋斗的物质生活相比较以彻底否定30年历史，好像今天的财富是一下从天上掉下来似的。
作为学者，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历史资料就不难发现，改革开放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是“既定方针”了。100年建成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预言犹在耳畔。
莫言们这种以文学手法虚无历史、诽谤先烈的恶劣行径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作为一介草根，颂明尚能提出“好小说得有可读性、知识性、启迪性”三性标准。莫言们提出了怎样的标准呢？莫言提出了“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四超越”的所谓纯文学标准。而事实上他的小说无处不充满着政治的喧嚣。他故意用“东方红，太阳升”作为大饥荒饿殍遍地的背景描写，用极端敏感的政治术语做人物姓名，等等，却不准别人对他的作品做政治分析。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作为世界顶尖级的学术殿堂，北大、哈佛以及我们的作协，难道对此不能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吗？
我们国字号的权威机构斥巨资搞了莫言研究，得出了莫言是中国文学路标的结论。
这个路标要把中国的文学创作引向何处呢？
【待续】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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