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归来》：一个爱国者的反思

　　《李宗仁归来》是八十年代大陆接的电影，我看的是央视的同名纪录片，讲述了1965年7月，原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携妻子郭德洁一起乘机抵达北京，受到了总理的热烈欢迎，主席随后在中南海亲切设宴接见。

　　李宗仁为什么能获得如此殊荣？要知道他在1949年逃离大陆前，还被我党列为战犯，而且名次排第二位，仅在校长之后。他还是美国选定的中国接班人。李宗仁出身于广西农村，一生戎马，后来虽然成为军阀，但爱国之心犹存。统一广西促成两广合作，推动北伐而完成中国统一大业，抗日战争中台儿庄大捷，都是有功于国家和人民的。解放战争后期，李宗仁被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物色来取代有“半独立性”的蒋介石，“沿长江和主席泽东划分中国”。美国政府目的之阴险，以致事后让受惠于此的李宗仁都悔罪不已。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主席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李宗仁在政治上太幼稚了：当时真正“没有经验的人”并不是司徒雷登，更不是马歇尔，而是三天两头往司徒雷登那里“跑官”的李宗仁自己。1948年底，中共军队在辽沈战役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于当月16日给马歇尔写信，一抹平素斯文，给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比马歇尔“两分中国”设想更阴险的即“用典型的中国式”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的建议。这位在1949年初将李宗仁捧上“总统宝座”并盛赞“李宗仁在正式就职后的数月中政绩突出”的“好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久就迅速“移情别恋”，他似乎忘记了正在急需美援的李宗仁，坚持驻守南京并与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相互外交承认的途径，并极乐意接受黄华传达的“主席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以及希望他访问燕京大学的邀请。1949年6月，司徒雷登还托即将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传话：“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性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两个月后，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嗟来之食”形容司徒先生的“好意”，说：“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司徒雷登甚至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此时蒋介石也要求李宗仁一起撤回台湾，没想到李宗仁直接给拒绝了，李宗仁试探好友白崇禧希望他能够随他一起起义，白崇禧被蒋许诺的高官厚禄吸引，反过来劝说李宗仁，李宗仁大怒着骂道：乌龟王八蛋才去台湾呢，然后逃到了美国，彻底与台湾的国民党断了联系。“小诸葛”白崇禧一到台北就被软禁，成为笼中鸟。

　　李宗仁的大儿子李幼邻说：“父亲在美国期间，有三件大事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完全转变了。第一，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显示了力量，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去，使之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败绩。第二，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在反击中不仅把把侵略者赶出边界，甚至几乎打到了加尔各答。边界事件的结果，中国释放了对方两万名俘虏，退出了占领的印方入侵前边界以外的全部土地。第三，中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美国苏联才有原子弹，这两个大国以此称霸，象要平分世界。中国有了原子弹，打破了他们的垄断局面，形成了新的三角平衡。我父亲常慨叹，我们统治国家多年，连一部象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我们不得不服输。”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在美国漂泊十余年的李宗仁接受《欧洲周报》采访表示：“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象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么能够抹煞事实呢？我为什么应该歪曲事实？是为了宣传吗？但是一个人所能进行的唯一的宣传，就是为了事实真相。”李宗仁之所以后来会回归祖国，不难从这篇访问记中寻到其思想的轨迹。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中旬，李宗仁来到苏黎世会见程思远，听取他传达周总理四点指示。程思远说：“周恩来总理嘱咐我向你问候，关于德公（即李德邻-李宗仁）回祖国的问题，他有'四可'的意见，要我转达给你：第一，李先生可以回国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周总理还希望你这次务必按时回美国。”李宗仁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李宗仁在苏黎世与程思远见面时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到美国十四个年头了！老了！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剌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想想在我们政权下的糜烂和孱弱，我是服输了。”

1965年6月，李宗仁夫妇秘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然后由苏黎世乘飞机返国。途经巴基斯坦卡拉奇，在卡拉奇逗留了几天，于1965年7月18日上午7时许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稍作休息继续起飞，上午11时，飞抵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李先念迎接。李宗仁显得十分激动，连忙快步上前，抱住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1965年7月26日上午，主席接见了李宗仁（陪同接见的有程思远）。主席同他及夫人亲切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李宗仁对主席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此后，李宗仁夫妇在程思远和郭德洁陪同下到东北参观回来，邵力子来看望李宗仁，刘仲容亦在座。邵问李参观东北的观感。李宗仁说：“真想不到短短的十几年，生产建设这样进步。现在长春汽车厂竟能生产那么好的卡车和轿车。再给二十年的时间，不打仗，埋头建设，我们一定能在世界上赶到前面去。”

　　李宗仁在病榻弥留之际，口授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周，表示感谢之意。据程思远记述，李在简短的信中说：“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李宗仁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午夜十二时，在祖国的土地上叶落归根，享年七十八岁。周总理参加了于二月一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在仪式上说，李宗仁先生临终前写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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