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今年6月6日，是“六·六空难”30周年。我时任空难所在地陕西省长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到空难现场采访。空难发生后18天后即6月24日，陕西《长安报》整版刊发了我同记者张海建、卢建利合写的《特大空难发生之后》的长篇通讯。这是国内新闻界唯一的公开报道“六·六空难”的长篇报道。在“六·六空难”30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将10年前撰写的《“六·六空难”时》呈送红歌会网，请您编审。对“六·六空难”遇难者致以沉痛的悼念！对全力抢险“傻得出奇”的长安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对深化新闻改革、干部制度改革提出建言。
“六·六空难”时
张宝贵
秦川六月金浪涌，龙口夺食盼年丰。
晴天霹雳酿惨剧，命运无常放悲声。
这是我采访“六·六空难”，耳闻目睹惨剧后写的诗句。
1994年6月6日8时22分，西安机场飞往广州的图—154型2303航班在陕西省长安县鸣犊镇上空解体坠毁，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计160人全部遇难，是世界空难史上的特大空难。
空难发生仅10分钟，长安县委办公室就得知消息。县委书记杜锁强、副书记侯生明、县长王光生当即赶往现场。9时22分，西安市委书记程安东赶到现场指挥抢险。市县领导采取紧急措施，设置警戒线保护现场，指挥军民搜索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遗物，调动省市县急救中心和各大医院紧急救援，空难救援工作迅速有序展开。
6月7日上午，我赶到空难现场，遇难者遗体搜寻已近尾声、机尾、机身、机头分别散落在鸣犊镇东高村至嘴头村约两公里长的地段上。浐河旁楼板厂平房顶边沿上挂着一具未来得及清理的遇难者遗体，遗体头颅不知去向，赤身裸体难辨性别，躯体被摔成了两半，五脏六腑裸露显见，黄呼呼二三寸厚的人油外溢，开肠破肚惨不忍睹。现场目击者说，多数女遇难者都是身无遮掩，可能是飞机高空解体女乘客坠落时衣裙被高空强气流剥离所致。
鸣犊镇政府东北的一个鱼塘旁，摆放着3位遇难者的遗体，他们全是男性身着制服的机组人员。这三具遗体是从鱼塘里打捞上来的，他们是空难中的幸运者，坠落鱼塘窒息而亡，免受坠地后的痛苦挣扎保留了全尸。鸣犊镇东高村和嘴头村的几位村民，向我们讲述耳闻目睹空难发生的情景。
6月6日赶早，乡党们趁凉抢收小麦。突然天空响起一声闷雷，众人抬头仰望天空，眼见一架飞机机尾与机身脱落，接着机身与机头分离，机头急左转弯一头栽向地面，空中乘客和物品箱子像下饺子一样从天而降。乡党们惊恐万分如梦方醒，从四面八方冲向现场救援。
当日下午5时许，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冒雨赶到空难现场。邹副总理指出：“这次空难损失巨大，领导处置果断得力，群众密切配合，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国家民航总局局长陈光毅说：“‘六·六空难’在我国空难史上处置最好，现场保护最好，遇难者遗物损失最小。我们向长安县领导和鸣犊镇干部群众表示感谢！”
“六·六空难”抢险救援工作何以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西安市委书记程安东道破迷津：“鸣犊镇领导处理这事很有头脑快速上报，及时保护现场处置得当，群众深明大义上交散落财物。”
空难发生时，恰逢鸣犊镇副镇长晁兴运和鸣犊派出所副指导员郭新宽分别带领机关干部和干警乘车下乡刚出大门。他们目睹飞机凌空解体坠落，不约而同当机立断，一面派干部干警向上级汇报险情报警，同时带领干部和干警疾驰空难中心现场抢险救援。
空难发生仅仅四五分钟，晁兴运和郭新宽就分别带领干部干警赶到事故中心现场。面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晁兴运和郭新宽紧急商定，干部干警协同配合，维持秩序保护现场，组织群众搜救幸存者和散落的财物，为抢险救援和减少损失抢得了珍贵的先机。
空难现场最初仅有干部干警数十人，现场到处散落着遇难者的遗物和钞票，在这飞来的横财面前，长安父老表现出陕西冷娃“见钱眼不开”的高风亮节。
库峪河面上飘落着雪片般的百元钞票，东高堡村党支部书记李建树带头跳入没膝的河中捞钱，七八位村民紧随其后。他们将捡的现金交给赶来的干警，当场清点共捡回1.85万元！
东高堡村一位年过五旬的村民从责任田里捡到700元现金交给干警，干警问他姓名，他说了一句掏心窝话：“没啥，国难财发不得。”
浐河水面上散落着大量现金，数十位村民下河捡钱，将捡得的现金交给干警，县公安局治安科收到群众上交的现金7万多元！
一位不知名姓的青年村民，从田间捡到一只沉甸甸的精致皮箱，原封不动交给干警。干警现场打开皮箱，竟是整整一箱子外币！
一位不知名姓的中年村民，从稻田中捡到一个18万元的存折，二话不说抖落存折上的水珠交给了干警。
数十名不知名姓的村民，自觉将警戒线外捡到的手表、衣物、证件、皮包、皮箱、现金等遇难者遗物上交。
长安人在“六·六空难”中的作为，得到各级领导的赞誉。
省委书记张勃兴说：“长安的群众基础好，干部素质高，领导有方抢险得力。”
空难调查组组长、国家劳动部副部长王建民赞叹：“陕西农民非常之好，长安人民非常之好！”
邹家华副总理说：“县上、镇上应急处理的很好！”
“六·六空难”抢险救援工作新闻媒体并未报道，西安城乡谣言四起越来越离奇令人毛骨悚然。有的说“长安人剁了遇难者的手抢手表”，有的说“长安人砍了遇难者的头抢金项链”……
6月20日后晌，距空难发生半个月后，县委副书记赵亮约我谈话，指定我组织采写“六·六空难”抢险救援长篇报道，下期在《长安报》发表亦正视听。由于我掌握详实资料，很快列出了稿件提纲。由于时间紧迫，我约长安报记者张海建和卢建利合作写稿。稿件用“三个面对”构思成篇：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常事件，长安各级领导当机立断处置得力，为善后工作抢得了珍贵的先机；面对惨不忍睹的空难，长安各界义无反顾，全力以赴，出现了全民动员的场面；面对从天而降的横财，长安农民“傻得出奇”，顾全大局，给长安增光添彩。三人分头写稿，我统稿定稿，我们苦干通宵，终于在次日赶早将稿件送往报社。
6月24日，《长安报》整版刊发了《特大空难发生之后》的长篇通讯。这是国内新闻界唯一的公开报道“六·六空难”的长篇报道，对引导舆论抨击谣言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我总觉得是放了马后炮，有三个个谜团让人费解。
一是空难成因之谜。
“六·六空难”中飞机高空解体，机尾、机身与机头相继坠落，在世界空难史上绝无仅有。是机械故障？还是责任事故？是操作失误？还是意外所致？是人为破坏？还是恐怖袭击？众说纷纭让人如坠云里雾中。事发当日国务院就成立了空难调查组，事故原因应该早有结论了吧。
但是整整20年过去了，国内主流新闻媒体至今对空难原因三缄其口，没有给国人一个交代，没有还世人一个明白。直到空难发生10年后，网络才披露真相，竟然是电气维修人员将两个小插头相互差错所致！这样的一个低级错误造成了特大空难，主流新闻媒体为啥不曝光？对警示世人何益？对预防事故何益？让人百思不解。
二是不准新闻报道之谜。
“六·六空难”发生地距西安市中心仅20公里，省市新闻媒体记者一两个小时内就赶到事故现场采访。当日有关部门却指令所有新闻媒体除转发新华社通稿外，不得发表本单位记者采写的稿件。当日下午，距空难发生数小时后，新华社才发布了200字的短讯，让省市县媒体记者和领导跺脚抱怨干急没辙！
长期以来，部分领导习惯了“封锁封堵封杀”“负面新闻”的定势思维和应对之策。“封锁”就是不让新闻媒体接触采访，“封杀”就是不让新闻媒体报道，“封堵”就是用行政命令金钱收买等一切手段让新闻媒体“闭嘴”！
其实，在通讯日益发达的地球村时代，新闻早已超越了县界市界省界和国界。重大新闻本地不报外地报，国内不报国外报。“六·六空难”发生仅仅10 分钟，美联社记者的询问电话就打到长安县委办公室，可见“封锁封堵封杀”“负面新闻”，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就是弄巧成拙有损无益！
“六·六空难”至今已经20多年了，有些省市区县的领导还没有走出“封锁封堵封杀”“负面新闻”的桎梏，还在热衷于办“应对媒体培训班”，自我陶醉于欣赏传授“封锁封堵封杀”“负面新闻”的拙劣伎俩，让人啼笑皆非嗤之以鼻。可见新闻改革的不易，可见思想解放的艰难！
三是考察干部时机之谜。
在瞬间即临的突发事件面前、在生死攸关面前，在重大利害面前，伪装作秀演技欺骗伎俩等都被剥得精光，淋漓尽致地活现了一个人的灵魂，淋漓尽致地活现了一个人的水平，淋漓尽致地活现了一个人的素质，淋漓尽致地活现了一个人的能力。是考察一个人灵魂水平素质能力的最佳时机。
同一年一度的例行考察干部相比，考察干部在突发事件面前、生死攸关面前、重大利害面前中的表现，最能真实、最能准确、最能恰当地反映干部的水平素质和能力。在“六·六空难”这个突发事件面前，长安的县乡干部经历了考验，受到国务院领导和省市领导的赞誉，交出了上下左右满意的答卷。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在“六·六空难”突发事件中表现突出素质高能力强的县乡干部，没有得到应有的表彰，更没有得到提拔重用；那些拾金不昧的村组干部和群众，没有得到应有的褒扬奖励。
考察干部的最佳时机不是一年一度的例行考察，而是干部在突发事件、生死攸关面前和重大利害面前的表现。建议对在突发事件面前、生死攸关面前、重大利害面前表现突出水平高素质好能力强的干部，应该破格提拔重用。
“六·六空难”至今已过20多年，空难的原因主流媒体并未解密，“封堵封锁封杀”“负面新闻”的陋习依然盛行不衰，考察干部中的形式主义依然风行存在，任用干部上的腐败现象依然暗流涌动。可见深化改革进程的的艰难，可见法制民主政治建设任重道远。
“六·六空难”警世唤，祸福灾凶在瞬间。
突发事件显真容，识人善任栋梁才。
注：此稿初稿于2014年6月，2024年6月初定稿。
【作者简介】张宝贵，陕西省西安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理事、陕西省改革发展研究会理事、陕西省柳青文化研究会理事、陕西省社区文化促进会顾问、原陕西省县市报协会主席、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政协原秘书长。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采写新闻搞社科研究40年，100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等全国省市新闻奖、社科奖、150多项宣传研究建言成果写入中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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