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远：回忆农村里的几个吕剧“小戏”

　　偶然间刷到一个名叫“吕剧名家名曲”的小视频推出的吕剧曲目《王汉喜借年》里的一个小唱段，讲的是旧社会（这出戏也没有讲故事发生于哪朝哪代）有个贫苦的青年王汉喜，在春节即将来到的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一家人不知道怎么过年才好；万般无奈之际，王母只让儿子汉喜到未婚妻家里借点钱粮柴米把这个年应付过去。于是，这出戏幕一拉开，王汉喜出场便唱：“大雪飘飘年除夕，奉母命，我要到岳父家里借年去，……”

　　吕剧是100多年前发源于鲁东北地区现在的东营市东营区下属牛庄镇一带的一个很小的民间剧种。据说是来自于一伙出租毛驴、做“赶脚儿”生意的人群——他们牵着自家的毛驴汇聚于当地的集市，遇到要出远门、运重物的，就用毛驴驮人、驮物，送到目的地，这种生意就叫“赶脚儿”。这伙人中的那些能说会唱的人就编出唱词、哼出曲调，慢慢地发展出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小戏”——驴剧，因其名不雅，后来改称“吕剧”。这个剧种最初的一个曲目就是《王小赶脚儿》，讲的是一个叫王小的小伙子赶着自家的毛驴，送一个叫“二姑娘”的年轻媳妇回娘家的故事。

　　吕剧虽然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它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最早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几年，这或许是它的一个“复兴”时期。今天回顾起来，吕剧在此时节的“复兴”，有两个条件：一是，那几年里昂扬激越的《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等革命样板戏随着“历史的转折”仿佛是忽然退出舞台，腾出来了一块空间，二是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还处在瓦解的前夜，它们的组织与号召功能一息尚存。于是，很多村子就组织齐了自己的小剧团，演出诸如《王汉喜借年》《王小赶脚儿》《小姑贤》《拾玉镯》之类的短小剧目。

　　这些剧目通常称为“小戏”，是因为它们的故事情节都比较简单，没有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里面的人物也很少，只有两三个人物角色，充其量算作是一出戏剧小品。当年农村里简陋的装备、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与培训、只能在冬闲时节匆忙排练的业余农民演员，能把这样的“小戏”演出来已经相当不错了。

　　现在回头看这些吕剧“小戏”演出的剧目，大都带有一股“复古”的“霉味”。首先它们大都是古装戏，里面的人物的穿着都是裙钗凤披、峨冠长袍，如《王小赶脚儿》里的二姑娘、《小姑贤》里的王登云一家，都是这样。其次，从这些“小戏”表现的思想内容看，虽然是教人向善，却显得很不真实，似乎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比如本文开头说的《王汉喜借年》，王汉喜那样一个穷得连锅解不开的穷小子，怎么会找到一个财主家的千金小姐做媳妇，还冒着大雪到媳妇还没有娶进门的“准岳父”家里借年，而且他未婚妻还背着父母兄嫂给自己的“心上人”收拾上一大堆的鸡鸭鱼肉甚至还掏出自己的私房钱让他偷偷带走？《小姑贤》里的王登云的媳妇生活在一个封建礼教深重的家庭里，备受婆婆的欺侮甚至殴打，最后是她的小姑子“桂姐”以一番设身处地的良言苦劝自己狠毒的母亲，促使自己的母亲幡然醒悟，欣然从腰间摘下象征着家中财富管理大权的库房钥匙交给儿媳妇，于是出现了“大团圆”的一幕——儿媳从婆婆手中接过钥匙，王家由此和乐美满。这些“小戏”的故事情节，究竟有没有真实的生活来源，是很值得怀疑的。

　　有一年夏天去邻市淄博的淄川参观蒲松龄故居，在那里看到了蒲老先生遗留下来的几个戏曲剧本，其中就有《王汉喜借年》和《小姑贤》，这才知道了这些“小戏”有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作者。知道了这几个“小戏”剧本的作者，也就知道这些故事发生的大致年代了。

　　这几个“小戏”在淄川一带用“柳子戏”演唱，往北传播到广饶、牛庄地界，就成了吕剧“小戏”。

　　蒲老先生的这几个剧本，正如他的《聊斋志异》里的某些故事一样，总是给人制造一种向善求美的“大团圆”幻想。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来鲁迅先生杂文集《坟》里的一篇《论睁了眼睛看》。先生写道：“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吕剧“小戏”《王汉喜借年》《小姑贤》等剧目是不是鲁迅先生说的这样的“瞒和骗”的文艺呢？我看是。但是，我们又不能苛责于剧作者蒲老先生和在他之后近200年间以“柳子戏”和吕剧“小戏”演唱这些剧目的穷苦的、受压迫的人们。在满清王朝所谓的“乾嘉盛世”那个遍地“文字狱”的时代、那样苦难的生活中，人们总要得到一点幻想，他们才有活下去的信心。身处那个时代的蒲松龄老先生这样的作者，也不能不具有这样的“历史局限性”。

　　应当批评的是上世纪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那个吕剧“小戏”在农村舞台上短暂“复兴”的时期。之所以要批评它，是因为它无论从表现形式还是思想内容都是复旧倒退的，带着一股子从地下钻出来“霉味”，重新在群众制造出一种不经过尖锐激烈的斗争就仿佛从天而降的“大团圆”的幻想。

　　前面说过，上世纪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吕剧“小戏”的短暂“复兴”的一个条件是革命样板戏忽然退出腾出的空间，真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文艺舞台上进步的东西不去占领，落后的东西就去占领。吕剧“小戏”短暂“复兴”的另一个条件是当时一息尚存的农村集体的组织力与号召力，几年之后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均告瓦解，分田单干的农户们都各忙各的，即使这样的吕剧“小戏”都无人组织排练和演出了。

　　鲁迅先生的文章里还写道：“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几十年前在农村短暂“复兴”的吕剧小戏也是那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一种“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只是这种火光近似于幽暗之处的点点磷火，却不是、也不应当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社队集体的解散，农村里的吕剧“小戏”连推陈出新、“旧瓶新酒”，成为引导农民精神灯火的机会都没有获得。

　　【文/马志远，律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