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17年3月24日是刘老石逝世六周年纪念日，老石生前仅一大学教师并已辞职，但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后，还有许多人惦念着他，我想当世权贵亦未必能被后人记起，由此可见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重发旧文《乡建路上失去一双奋力前行的脚》以怀念，并附上刘老石生前所写的文章《老师是用来牺牲的》，愿他在天国安好。——马永红
乡建路上失去一双奋力前行的脚
——纪念我的支农引路人刘老石
一场幻想中的激辩
上周我因事在北京停留十多天，离开前夕曾专门赶到老刘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所在地，京郊的温泉镇某村落小院。在路上我向同行的朋友玲玲提起刘老石，那是怎样的一个老师，我当时只用了一句话，他是我们大学生支农的引路人，我们习惯叫他老刘。每次路过北京，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前往中心拜访，哪怕老刘本人不在，我也想去那个被他们命名为“西山雨舍”的小院子里转转，看一眼那些与我曾经并且正在同一个方向上奋斗的青年人，感受一下那些久违了的理想团队的战斗气息。像我这样选择支农走向底层的大学生都是从这里吸取精神和思想营养，进而获得在田野间继续前行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老刘就是我们的精神导师。
那一天老刘不在，有人说他在外地出差未回。于是我就只有和张斌等人坐在小院子里闲聊，当时阳光明媚洒满整个小院，李昭还在旁边挥汗如雨地清理着地上堆积的垃圾，马雪霞从我们眼前走过，并讶异于我的突然来访，并随机向我打招呼，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和温和。我们的话题还是围绕着老刘，围绕着全国的乡建动态，并聊到了他的读博。我们还说博士毕业后他将会带领他的团队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更多的资源，走向一个新的领域。并且当时我在想，要是老刘恰好在这里的话，我们是否会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激辩。
我想他会说我做事不注意策略，而我会反驳他运用策略不能够失去原则，我想他会说我不应该把乡建改良和民众启蒙结合起来，而我会反驳他这正是乡建需要突破的瓶颈……我想辩论结束后，他会说你怎么还是这么瘦，我会说你不是也一样吗，我想然后他会想我微笑，并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啊。
这一天阳光持续时间不长，到了下午整个北京的上空即布满了乌云。我和玲玲在百望山的望京楼上向四处望去，顿时想到孙恒的歌词“北京好大好大，北京没有我的家”，再联想到这几日在京拜访的“各派”朋友，回想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从接触老刘那一年到现在，我和陕西的团队已经走过了整整六年，而目前又在一个新的征程上，所谓“突破非易事，唯韧在心间”。当晚即有一种莫名的情绪萦绕在心头，使我久久不能入眠，右眼皮也跳个不停，临走前和马阳一起吃饭喝了没有两口酒就异常头疼，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过如此异常的反应。在回西安的火车上，我接到常竹青的信息，问我在北京是否见到老刘，并说老刘出车祸了，深度昏迷。随即我问白亚丽，白亚丽回复刚接受二次手术，已有好转。我当时还在想一切都会没事的，但是哪知道就在那个晚上，老刘竟然离我们远去了。
一个人生拐点的引路人
与众多青年学子和老刘结缘一样，我也是在大学的迷茫期碰到的他。当时我对现实中的大学充满失望，但是又找不着出路，自己初次尝试走出校园但又无法协调支农和学业的矛盾，后来我就直接休学回乡支农并且加入了老刘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已毕业或者休学的大学生聚集到北京，也是那一次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老刘”，我以为他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年纪很大的大师级人物，哪知道他很清瘦，穿着件不新不旧的衬衫，并且也是和我们同住，每天午饭时候他和我们一样蹲在办公室外面的小道上，大口大口地吃着萝卜白菜，感觉特像一个一个朴实的农民。我是一期人才计划培训班班长，来之前我就给老刘说好培训结束后我要回老家驻点，老刘不但答应了，而且还给我派了另外一个叫鄂小明的学员，我认为这正是他对我在陕西工作莫大的支持。
原来我以为我们陕西的大学生可能是全国最早自发性走向农村的，我们所促成的农民协会可能是全国最早的农民合作组织，但从老刘的叙述里我才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京津塘的学生已经很多次下乡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同时才知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有那么一些如晏阳初、梁漱溟式的知识分子走向民间。那一次北京之行，使我意识到自己如同井底之蛙般的浅薄，使我意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促使我不断地思考，从此之后我不再把去农村实践当做简单的体验，而是当做一项有责任感的事业。
我总在想，假如我能够为占中国区域面积最大的农村、为在国民经济中起基础性地位的农业、为占中国人口比重最多的农民做事并且获得他们的支持，那么只要我们足够坚持我们就可能再造一个新的社会。假如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农民过上幸福而又尊严的生活、使农村变得富裕而又和谐、使农业能够得到可持续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推而及其他弱势群体领域，一个新的社会将由此诞生。假如我们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五年，我们就会在这一领域有着自己的影响力，以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假如我们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坚持十年，那么无论成功与失败，我们都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这一受到老刘启发的想法支撑我在陕西走过了六年的支农岁月，在面对各种困难挫折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这位在我十字路口的引路人，于是我就告诉自己，老刘都在坚持，陕西的我也能。
一个富有激情和责任感的好人
老刘比我们这些大学生年长，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远远比我们更有激情，好几次在乡建中心，我都看见他吆喝着我们睡觉，说要拉闸限电了，而他却还在电脑旁忙碌到深夜。其中有一天晚上我和老刘同住一个房间，当时下雨屋子上面还时不时滴一两点水，我和老刘聊了一会他就不再接话，原来他实在太困就先睡着了，但是我却听到屋子外面传来有节奏的咚咚的击打声，我感觉是贼在砸外面大门的钥匙，于是一阵紧张，随即小声地喊老刘老刘，但是叫不醒。而我又不敢大声或者开灯，于是借着窗户外面透进来的弱光起身去推老刘，老刘哼哼了几下就被我给推醒了，我给他说有贼在砸门，老刘忽地起身，并问在哪里。我说你听声音，然后我们就都屏住呼吸，那种击打声还在有节奏地响着，于是老刘也披了衣服，然后开了灯，迅速地从墙角摸了个木棍子，让我跟着他去看看，我们高度警惕地冲出去竟然什么也都没有发现，而敲击声竟然也不想了。于是老刘在门口故意剁了几下脚咳嗽了几声就回来关灯继续睡觉，但是没等我们睡踏实，那种敲击声又响了起来，我们就想这深更半夜的谁在砸门，又怀疑小偷是在砸旁边别人家的门，但又不敢确定是小偷，也不敢黑里咕咚地出大门去找，干脆我们就把屋子的灯再次开着，于是敲击声就不响了，老刘还故意在屋子里的墙上用拳头敲了两下，和我高声说了几句话，之后给我说没事了睡觉吧，但是我经此折腾睡不着，老刘却又呼呼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依然给我们上课，一笑就会笑出声来并且露出洁白的牙齿。他时不时挥舞着右手，还喜欢拿我们在座的学生举例子，显得特别幽默。在他的课堂上我们总是能够听到国内最新的乡村建设动态，如某地的大学生支农有什么创新，某地的合作社有什么教训。他常说，青年人活着要有激情，更要有责任，而青年人中的大学生更应该如此。人要是没有了激情，就没有创造力，人要是没有了责任，就没有了良心。谈到当前文化的衰败，许多大学生的沉沦，国家未来发展的困境，他竟情不能自禁，扼腕叹息。
有一次他来西安给这边的大学生做演讲，从北京到西安，硬座来硬座往，席间听说我们村有个叫周娅的小女孩得了白血病，他毫不犹豫就捐了二百块钱。在我2005年竞选失败并在一段时间内致使在村工作无法开展，且外界对大学生参与乡村建设的行为颇多非议时，老刘选择了对我的包容，每次面对我在陕西实践的新调整，他只是淡淡地说一句——你真是能折腾啊，然后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在老刘眼中温铁军是他十字路口的引路人，他总对我们说是“跟着温老师不会走错路，因为温老师对国际和国内局势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时至今日，许多后来的支农大学生都以为最后我被开除出人才计划班了，毕竟我在陕西所做的的新农村实践与温铁军他们所倡导还是有所区别，虽然我也在组织大学生下乡、也在推动农民组织建设，也在培育基层文化因子，但是在此期间，我也曾前后两次竞选村主任、三次提起对当地政府的行政诉讼等等，于是在许多乡村建设者眼中，我还是走的太快太急了些——他们认为乡村建设是改良，只谈经济或者文化，莫要介入左右主义之争或者底层政治漩涡。
而即便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老刘依然选择对我的包容和支持，他继续接收我所推荐的王飞龙、杜继文、杜凤翔、殷本涛等在陕青年参与他们的培训。记得自己大学本科毕业后去北京见他时，他依然在给我做思想工作。他说我们这边可以给你提供更大的平台，你来北京我们可以一起来推动全国的大学生支农，不要总呆在陕西，去全国其他地方走走。而当我告诉他我想在西安创办自己的机构，并且希望能够得到乡建中心的资源支持，他说我们这边本身就很艰难，境外敏感基金会的钱我们不敢要，国内过左或者过右的学者我们又不敢请，几乎是没钱又没更多的学者参与，要是你想要我们这边的书，《中国改革·农村版》还有些你可以自己去挑，要是你想要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我得好好想想。最后，他很严肃地说，我再问一遍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要想想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然后他就转身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在空空的宿舍。
在我眼中，一个人的成功就在于要最终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这种实现因为社会环境的制约或者个人能力的限制则有两种不同的层次。第一种就是能够直接地在最大的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他们多是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大英雄，有的甚至被同时代或者后代冠以伟人，但是这种成功毕竟只是少数人才能够达到。而另外一种成功，则是能够间接地在底层或者中层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尽管他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小的社区或者生活圈，但是他们对父母孝敬，对妻子忠诚，对孩子呵护，对朋友忠义，对弱者同情，并且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以弱者帮助，也许他们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和惊天伟业，但是他们却是这个社区或者小圈子里的脊梁，当他们有一天离世时，会有更多的人在心底默默流泪，默念“世界上又失去了一个好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老刘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好人，一个富有激情和责任感的好人。
一次不欢而散的毕业聚会
我很少见到过老刘流泪，而他也总说自己是扎在农村的石头，石头就要坚强。当我们那一期人才计划毕业总结时，整个讨论充满了火药味，有几个学员借着提意见的机会诉苦，并且质疑乡建中心和老刘的某些做法，老刘在前台坐着，默默地听并且时不时地做些笔记，偶尔他会对学员们的提问做些回应。当晚的毕业聚会，老刘当然也在场。我们放肆地喝酒，一杯一杯的下肚，并且说着各自的真心话，其中提到詹玉平的离开，提到游丽金的离开，当时老刘显得有些委屈，但是他并没有争辩什么，只是陪着我们喝酒。也许是最后一次学员聚会，因此我喝的比较多，最后竟然醉的滚在地上，当时聚会还没有结束，老刘一个人就把我抱着，连背带拉将我带回了宿舍。当时在路上风特别大，我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他连给我说了几个难，我说你流眼泪了，但他说“没有，我是老石，我能流眼泪吗？”后来他给我脱了鞋子，我就一直昏睡。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才知道当晚老刘并没有再去聚会现场，而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默坐，再后来其他学员们回来，他和其中一个人还起了口角，并且一怒之下将办公室的门踢烂，之后背上那个小包扬长而去，谁也拦不住。第二天正好有一个重要的论坛，按理他要要出来做一个讲话，并且要亲自在结业大会上给我们发毕业证书，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他已关机，发信息他也不回。
我们当时都在揣测，老刘当天晚上去哪儿了。深更半夜的，没有公交车，郊区出租车也很少，他要是到了北京西站也不一定有开往天津的火车啊。但是老刘后来连续一周都没有在北京出现，我想他一定是联想到学员们在会上的发言，联想到最近中心出现的人员变动，联想到他这几年在乡建路上的付出，进而感觉到付出似乎未曾得到应有的回报，人才培养计划在他眼中如同“乡村建设的黄埔军校”，而整整一年下来，能够四散出去独当一面的人在哪里？我想那一刻他如同一个受伤的孩子，试图去寻找没有风的角落。
这些年来，他很少在我们面前抱怨生活，很少在我们面前谈他的家庭，我竟然不知道他是否有孩子，孩子多大叫什么。普通人所常有的假期和周末，他几乎全部是在北京和天津的火车上、在大江南北的农村里、在黄河两岸的学生中度过，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已有家室且身为人父的男人来说，必然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反思一下自己这几年所走过的路，在面对家庭和事业的矛盾时，在面对爱情与生活的选择时，自己显得是多么的矫情和渺小。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应该拿得起放得下站得住，最重要的是能够把将痛苦独自承担却将快乐与众人分享。老刘不是没有感情，也不是没有家，而是因为他已经走出小我开始走在实现大我的道路上，这其中必然会碰到这样或着那样的困难与挫折，尝尽人世间的苦辣酸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到他说放弃乡建，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公开流泪，有的时候我都在想，是什么使得他变得如此强大，强大到可以抛弃人世间的浮华与繁杂，而依然能够掩饰自己内心的悲凉与悲壮，在乡村建设大路上微笑着前行。
非大师，胜过万千学者
他本是天津科技大学的一个很普通的老师，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完全可以和诸多在校的老师们一样，照本宣科混工资，但是他却不满意于从课本到课本，从理论到理论的教学，于是他带领一部分学生走了出来，从此之后他把他毕生最多的时间和心血都投放在了乡村建设之上。
假如说温铁军是北派乡村建设的大脑，那么老刘则是乡村建设的手脚，没有老刘的实际操作，温铁军所主推的乡建建设怕是书上空谈，十年来，老刘做成了三件事，第一，主推全国大学生支农，从2000年发动京津唐大学生支农开始，到非官方的大学生支农烟火燃遍整个中国，一直到现在的上百个高校成立支农社团，老刘以及他的团队均起着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而正因此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农村，重现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并且在此基础上重建自己的理想和人世价值观。第二，主推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自2005年以来，老刘和他的团队以“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为依托的项目培训，通过每年四期的理论学习和一年的基层实践，以非官方的形式吸引了上百名的乡村建设骨干，现在他们已经分布在非政府组织、合作社等涉农领域，成为乡村建设的后起之秀。第三，主推农民合作组织，老刘和他的团队以培训农民骨干、派驻大学生到合作社、建立合作社联合社等形式，在全国建立了十余个新乡村建设试验区，上百个合作组织，而正是这些工作重新点燃了中国农民再走合作道路的热情，尽管在目前看来，这些试验点还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没有他们的推动工作，中国的合作社进程将减速或者缺乏更为多元的探索。
但是多数人可能会忽略的一点，那就是老刘开始关注并推动新文化的建设，因为在这近十年的乡村建设探索中，无论是推动大学生支农还是乡村建设骨干人才培养，抑或农民合作组织，老刘已经逐渐意识到乡村建设的局限性，那就是我们共同从事的本质上为改良的事业何以还会引起既得利益的惊恐、反对甚至阻挠，在当下中国，民间乡村建设的空间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所创造和争取的点滴进步与强势集团的片刻挥霍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号称乡村建设运动而农民不动”更莫谈改造社会而依附于政权了，所有的问题都集结于我们如何摆脱这个上世纪乡建先贤就已经意识到的“乡建两难”。老刘指出了一条和当前左派不谋不和的道路，那就是建设一种新的文化，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资本主导的强权主义、与奢靡享乐的灰色思潮相反的文化，这种新文化应该成为乡村建设工作者最为强大的思想支撑，用以消解和对抗当前社会的不公，用以激发和激励同仁们奋力前行。
中国向来不缺空头理论家，但却身体力行者，与其坐而论道，不如低头实践。老刘以他所主推的实践诠释着他的带着泥土气息的思想。在这一生中他并没有自己的学术专著，也未曾获得博士头衔，更未被冠以学者的名号，但是作为他的一个学生，我从心底佩服他，放眼望去整个中国学界，有良知的学者本身不多，而如此关注国家命运、关注青年成长、关心底层生活的学者更少，特别是能够如同铺路石一般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直接身体力行去推动底层实践探索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个意义上说，老刘虽不是大师，但胜过万千学者。
让新文化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
十年来，正是因为如同老刘这样的乡村建设者的不断奋斗，再加上有良知的学者和有责任感的媒体人的共同努力，民间自下而上的新乡村建设方才和官方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如果想持续执政，就必须践行自己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就必须在这种理念指导之下走向底层去倾听民声，同时将民声诉求汇聚到自己的行动纲领中去实践。
作为乡村建设团队的一分子，我深深地感受到这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十年前我们提出建设新乡村，国内响应者寥寥无几，但在2005年底国家即出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六年前我休学回家开办农民夜校创办农民协会被视为非法，2006年国家出台合作社法允许农民成立自己的限于经济领域合作的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时允许农民工成立自己的仅到县一级的组织——农民工工会；六年前我休学回家作为一个民间志愿者参与农村建设，2008年国家出台了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一级任职助理的政策——大学生村官计划；六年前我们赋予农民协会对村委会的监督制约功能在基层阻力重重，2010年国家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允许基层农村成立相对独立的村民监督组织——村民监督委员会；六年前我们提出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使农民过上幸福而由尊严的生活，2010年党和政府将这一提法列入新年致辞和政府工作报告——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每言及此，老刘总是显得异常兴奋，说现在新农村建设已经不是体制外的探索和实践了，我们做的就是共产党将要做和正在做的事情，因此在国家出台新农村建设规划后，我们也算是体制内的力量了。说完老刘又是哈哈一笑，仿佛国家政策调整后，日子会渐渐地好起来，但是他的机构——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却为了找到更为便宜的办公场地，一次次从北郊搬到更北郊。即便如此，他依然不改初衷，在乡村建设道路上乐此不疲，在他眼中，他所过的是“有意思的生活”。
曾经的万千大学生支农队员已经渐渐走向社会，曾经上百的乡村建设骨干已经渐渐走近新战线，曾经上百的农民合作社组织已经渐渐走向市场，开始直面现实的残酷和市场的无情，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眼看着一个新的全国性的民间乡村建设高潮正在孕育中掀起，而还有更多的大学生和农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等待指引，老刘却在骤然间从此远行。
最后一次和老刘见面是在年前11月，当时他和他的团队在北郊聚餐，恰好我也赶上。他依然是那么清瘦，依然笑呵呵地向其他人将我介绍，并坚持团队晚餐前的集体学习。记得那一天他们学习的是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老刘坐在一旁静默地听着主讲者的发言，时而迅速地发问，还是如同以往那样充满激情与活力。聚餐结束后老刘让我去他们在北郊的办公地点住，说顺便还能叙叙旧，而我因第二天早上有会就谢绝了。回想上世纪乡建先贤，无论晏阳初还是梁漱溟，最后均在高寿中安享晚年，曾经我们还在一起以此激励众人，谁曾料到从此一面竟成永别。
“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重读老刘这句话，依然让人的心灵感到震撼，我们这些人何尝不是受了他的指引和帮助才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斯人已去，乡村建设道路上从此失去一双奋力前行的脚，空留一行长长的脚印。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唯有沿着老刘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让新文化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并身体力行再造一个新社会。我相信若干年后，乡村建设路上走下去的人必然会出现一些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他们将会在不同层次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往事如烟，长歌当哭。
春风寒，十字路口莫凭栏。当年引路人，骤然不复还。曾在漏屋同住，夜半共捉贼，皆成笑谈。聚散时节必醉酒，君曾抱我回旋。
秦岭深处独奋战，嘘寒问暖话重建。乡村改造非易事，十年踏遍南北，尽尝苦辣酸。一行脚印，空留人间。借问谁家有火，清明陪我同祭奠。
桃花开，柳絮飞长天，乡村大道铺路石，任后来者往返。不争左右，只低头挥汗插秧，待到稻花飘香时，君在云端微笑，散聚成星火。
非大师，胜过万千学者。十年征途不知渴，散沙农民争合作，天渐变，却远行，从此阴阳竟两隔。且看天马行空日，你我再相约。
2011年3月26日西安
刘老石：老师是用来牺牲的
——刘老石自大学辞职时的反思
很难说清楚这种辞职的感受，一方面，我深爱着这个岗位，我每个学期都要和几百个青年人打交道，我竭尽我的能力把理想、知识和做人的准则传递给他们，像浇完水的园丁，看着他们在一点点的改变，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我是2000年7月份作为引进人才正式到这个学校的，那时的学校还是一个简朴但是温馨的学院，社科部只有20多个人，但是气氛还算好。于是我可以满怀激动地准备着每一节课。不久我到另外一个院系做兼职辅导员，分工是负责学生活动，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工作。凭借我对大学的理解，我知道青年人最缺少的是什么。于是我宣布了一条新政策，即每个愿意做社团的同学只要是愿意都可以随时成立社团、组织活动，我将给予必要的协助。于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二十多个学生社团成立了，其中包括调研社、时事政治研究会、朱镕基研究社，也包括大话西游协会、羽毛球协会，雨后春笋。后来有几个社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狂疯演讲口才协会，学员们会站在人流如织的食堂前的桌子上，反复的高声咏颂、大声演讲，会在图书馆前的台子上高呼人生信条，会到每一个宿舍中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真诚。另一个至今还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社团是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从2000年冬天开始下乡调查支农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今这个社团已经成为全国二百家社团中的创始者和楷模。我坚信，学生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做好青年人自己的事情，他们的朝气和激情将会让他们脱颖而出，他们的美好人生和品格也会在与社会和现实的交互中获得升华。没有激情的人生不属于青年人，对人的管理只能是顺应和因势利导而不能压制。
虽然蓬勃的学生活动使得这个学校焕发了从来没有的生机，至今十年还无人能及，虽然有人据此提出“学生社团是未来学生工作的基点”的理论。但是伴随着同学们的热情迸发，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担忧，先是埋怨，后是压制。一年以后，我如期结束了我的辅导员工作，社团的蓬勃也就昙花一现，留下来的是几个坚韧不屈的学生社团和一批激情的青年人。
从此，我成为专职的公共课老师，我给学生讲政治经济学。也和全国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样，他们同样用睡觉和逃课来对付我的上课。面对着那些茫然困惑的眼睛，我知道我必须改变他们，我必须要领着这些青年人向前走。我最重要的任务应该就是改变目前此类学科最令人恶心的方面，就是不敢面对现实，空话套话连篇。我发誓如果我做一天我就要让青年们向现实看一天，多从现实中获得一份道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追随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一个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从此我开始和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每年的寒暑假和“五一”、“十一”的长假，我都会带领一队学生到农村去，调查也好，体验也好，但是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获得认识，学会善意。
虽然2000年的农村村村抗争，乡乡点火，烽火遍地，但是是不会有多少青年人愿意到农村去关注他们，更不要说去调查。于是只好打着“农村文化旅游”的名头，在校内招到了六个同学，到山西左权县麻田镇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的地方。只有一个星期，也只是观感式的做了一点调查，但是从此这些同学没有办法脱离农村了，其中四五个人在以后多次下乡，并成为校内学生活动的骨干，有些人直到大学四年级还在下乡，直到今天毕业近十年了，他们还和我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此心中有了农民，有了善良，也有了人。这种试验更多的还是对青年人信心的激励，我相信这种方法的价值。当那些愚蠢的心理学家们期待用什么心理辅导员来把社会问题内化成心理问题，以此来解决学生跳楼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青年人其实已经被他们的学科和狭隘绑架了。从此，我决心把青年人更多的带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对农村的关注中学习和体会自己的责任，让青年人们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超越自己狭隘的自我关注，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以此达到升华。
我也知道，在我所在的这个学校里，无法获得视野有限的社会科学老师和狭隘的领导层的支持。于是我投奔当时一个著名的媒体（也是研究机构）做兼职工作人员，在这里，我开始把青年人到农村去的工作推广到北京各个高校，后来又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此后的岁月里，这几乎成了我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的两手中托着不同的弱势群体，一边是在衰败的农村中亟待帮助的农民，另一边是在就业压力中嗷嗷待哺的青年大学生。我的任务是让他们结合起来，让农村获得些许帮助，让大学生们认识到现实，从而跨越自我和社会的鸿沟。
青年人的热情和渴求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到农村的学生社团一下子扩大到80多个，下乡成了理想青年的一种时尚追求，几乎在各地的团队中吸纳的都是所在学校的理想青年，各校的支农团体也一下子成了进步青年人的理想王国。青年的这种理想选择不是偶然的，我更相信他们是对我们窒息的大学和沉沦的物欲的反叛。
没有哪个有想法的青年人不对大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打游戏、谈恋爱，逃课、抄袭成风感到迷惑，没有哪个青年人不对讲课内容的空洞无物、讲课老师的死气沉沉感到绝望。激情四射的青年们竟然成了就业、考研和英语四级及新东方的奴隶，如此他们怎么能够不“郁闷”？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校园里，所谓的先进理论和理想竟然是倡导青年人去发财和找个好工作；而那些声名远播的人生导师们竟然是以倡导青年人更加自我和自利，以及打破人的底线和廉耻为基本立意而哗众取宠，如此又有哪个有头脑的青年们不痛苦、不背叛？年轻的心注定要追寻高远博大与正义良知，而他们却被闭锁在拥挤不堪、瘴气飘浮的狭小校园中，每天被教诲着成为自私自利的猪彘。请问，青年人如何不背叛，青年人如何不在痛苦的煎熬中逃避甚至跳楼？
一个惊人的事件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所在的天津的这个学校的支农社团得到进步青年的积极拥护，影响全国，但是却受到团委某些人的压制，不给注册，不许活动，不许招生，不给经费。这些同学实在无奈，就干脆自己写了招生海报挂了出去，但是姓杜的团委负责人竟然把他们的海报撕掉，同学们愤怒已极，同该人大吵，并且找校方理论，校长躲避，他们就在在校长办公室门前整天等待。又将所有的信息发到网上，引起了巨大关注。校方非常恐慌，在半夜一点找同学们道歉，并且同意同学们的各项要求。校方低估了学生捍卫真理的勇气，同学们也没有想到学校会如此的懦弱和不堪一击，其实当初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决定鱼死网破，作死一拼而已。
但是能够为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抗争的有几人？多数都在命令和压制中沉默了，这种压制的沉默注定会形成消极的对抗或者逃避。
但是，这件对抗事件对我而言导引出的一个结局是，有关官员猜测这件这个学校从来没有的事情的幕后和我相关（意即由我主使，他们不相信学生会有如此的决心和能力。其实我几乎就是一无所知）。他们完全不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也不考虑青年人的成长要求。他们只想找回自己的面子。
我当然知道他们的本性，也不屑于去辩驳，更无法去证明，我如何和一个强大的体制对抗呢？我决心以后小心做人就是了。
我并非是个特立独行的另类，相反我是一直寻求各种方法能够把我在校外的经验认识和工作成果引入到这个学校的。我先后多次给学校几个领导写信和建议，建议他们能够顺应大学生的成长要求，成立大学生人文素质研究机构。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后来我又提出成立农村问题研究机构，我认为农村问题日益严重和亟需解决，我们学校的研究基础薄弱，如果能够从农村开始无论是对老师的研究还是对新领域拓展，都会有帮助。尤其是对那些青年教师。这个建议得到了同行的认可，有些人开始和我一起下乡调研，有些人开始向农村研究转向，但是却被当时的主管领导和院负责人视为异类。我当时诚挚的要求，我说我做农村问题行动研究多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多个试验点，积累了相当的资料，而我们的老师却苦于没有研究方向，科研教学没有出路。我可以无偿的把这些拿来让我们的老师使用，可以让这些老师向这个方向投入精力，由此带起一个良好的研究和学习氛围，这也符合老师们的意愿，同时我们的老师也可以给更多的青年学生做指导，这是两好的事情。考虑到学校的经费的困难，甚至我可以帮助联系研究资金。但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没有任何理由。
四次如此的建议之后，2008年我写了最后一封信，我说，如果早在四年前就按照我的建议建立相应的机构，今天我们会有多大的成绩，会有多少科研论文发表，会有多少老师受益，会有多少同学受益，我实在不明白如此的好事为什么不做？几年之后我已身心俱疲，无力再做这件事，所以我是最后一次向你们校领导提建议，建议你们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报告。我把写好的信和建议送给了每个领导和我们的院系负责人。我知道他们不会给予答复，他们也确实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极具讽刺的是那个院负责人却从此自己搞起了农村问题，并且发了几篇文章。最后，我注意到他挣扎了多年终于评上了教授，他评教授的几乎是唯一的一篇有点分量的文章就是关于农村的。（请原谅我们学校的教授的水平，这个人的职务科技空间看看是书记。）
我明白，想要在我们这个学校里弄出点什么动向来是绝对没有可能了。从此我没有给他们写过任何建议，也不再对他们抱有任何希望。我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学生支农的运动中，指导和带领他们浩浩荡荡的到农村去，调查、扶贫、支教、建立合作社，推动文化发展。这个运动不仅仅锻炼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也同时推动了农村问题的关注和新农村建设的概念认同，也得到了某重要中央领导的写信支持。由此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挡住这场优秀的青年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救赎的运动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有如此多的优秀青年为伴，我把它作为人生的荣幸。我们推动了第一家真正的青年公社，让那些青年人结伴而来，终身奋斗。
但是如果你认为我由此会不务正业，甚至影响了教学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自认为我是这个国家最尽职的老师中的一个。我可以不关心学校的改变，但是我必须认真上我的课，我必须对得起这些青年人。我设计的课程是以青年成长为核心，实践和读书为两翼。在可能的场景下，我都会把告诉青年们如何做人、如何形成良好的道德和如何肩负时代使命作为讲课的主题，他们会很信服我说的要做好人的“说教”，他们也会非常信服我告诉他们的要抓紧时间决定人生走向的建议；我给他们建立了读书小组，推荐他们按照兴趣方向去读书，我给指导；我几乎每堂课都会介绍最新发生的事情和评论，总会有人说是从我的口中得知最新的中央政策和世界动向。
至今引以为豪的事情是，我上实践课的方式的创新。我把他们分成三人小组，让他们去调查食堂里卖饭的小妹妹，门前站岗的保安，后院卖鸡蛋灌饼的阿姨，或者是他们年级的师兄和师妹。他们把调查结果写成报告交给我作为他们的作业。我惊异于我的创新会得到绝大部分同学的拥护和感激，并由此推动了实践教学的几乎是唯一的无成本高效能的改进。
我做的这些得不到这个学院主管领导的认同甚至变相排挤是正常的，我从来也就没有想得到这些智力水平不高、政治素质不够的官混子们的认可。但是我坚信我做的这些会有益于青年人。所以当若干年后，还有多年前的学生从马路的对面跑过来和我打招呼并自动介绍自己是我从前哪个班的学生的时候，当很多青年人离校多年还跑来听听我的课的时候，当班级里的青年人跑来跟我商量决心离开大学选择新的人生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我可以不在乎下了火车不吃饭就给他们去上课，也可以不厌其烦的为他们寻找最好的教学材料而奔波，但我在乎他们的收获，在乎他们的成长。
很多青年人的成长是戏剧性的，很多事情的荒诞却是超出戏剧的。一个小女孩突然跑过来找我要参加下乡和培训，那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很单纯。我当然很高兴，他此后来了几次，很积极和很主动。但是后来突然消失了，大约一年后，这个女孩突然发了一个邮件来，她说，她非常感激我。他本来是学校有关领导派来调查我动向的“卧底”，可能给予的条件是给她类似研究生保送的“待遇”。但是当她参加了我们的培训和下乡后，她发现我们讲的道理、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回校后和校领导说，我不打算做研究生了，我打算和他们一起下乡帮助农民。学校领导自然诧异万分，软劝硬说。最后这个女孩自己考上了北京另外一个学校的研究生。当没有学校的压力后，她给我们写信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呵呵，理想对优秀青年们的吸引力远远大于物利和压力。
事实上，我在校内的一次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研讨会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今天“两课”教学和青年工作有两个外部条件是要认真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世界金融、经济大危机后，原来青年们中以美国为主导的对资本主义的美好向往已经打碎了，也就是说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的迷信已经不再吸引青年人了,我在课堂随机调查时发现确实如此；另一个是国内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过去唯经济唯GDP的有失人性的发展观受到彻底抨击，这是个了不得的事情。原来青年人中谁提公平正义就会被辅导员关注或者谈话，但是在今天确是同和谐社会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觉悟高的表现。由于整体政策环境的变化，使得同样的工作其实质却已发生了转化。
由此青年们从自身本性出发注意到并且热烈欢迎这个时代的最新变化，青年们追随自己的本性，天生认同公平和正义。这样无论从外还是青年的内心都应该推动青年们追随于这个变化。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应该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变化，并相信青年们会追寻着这个理想之光向前走。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让青年追求理想，积极拓展，相信青年们会坚定的和大方向站在一起。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各个大学还在因循着九十年代以来的工作传统，对青年学生管卡压，生怕青年们惹出什么麻烦，甚至有意识的管控，或者鼓励和相信庸俗不堪的学生官僚去压制大多数学生，进而导致学生的无望和跳楼。这样做的结果是，本来应该成为青年灵魂塑造者的老师和做青年工作的人，非但不能引领青年们，相反却走向了广大青年学生和中央政策的对立面。这个阶层由此就陷入了非常痛苦的两难境地。而与此同时，由于主管部门的保守，使得广大老师也不能放手让青年们率性发挥、认真思考，而是说假话编空话，把“两课”的老师们也推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如此看来，需要的不是青年们的改变，不是对老师们的变相压制，而是管理层的解放思想。
到了2009年底我已经决定辞职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在学校里做学生社团的指导工作了，我怕给学生社团带来不利。几年前，当学生社团来请我当他们的指导老师的时候，学校的有关领导就来设阻，甚至以不给资金相威胁。我也并不在意他们几个干部合谋不许我评职称，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我早已视他们给的名利如粪土，我只在乎国家命运。之所以最后决定辞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竟然直接干涉我的课堂，不许我给学生以调查的方式布置作业（他们要求我和他们一样放个录像片权当上了实践课，同时也要求我随便留个什么题目让学生到网上荡一篇文章作为作业）。我明确告诉他们这是让我由人退回到猴子状态，这违反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我不可以如此不负责任。此后，因为我批评教务部门思想僵化，课程改进不利，他们竟然派人以听课的名义骚扰课堂，甚至找个理由来报复我。我“不对”的地方是，让他们每次都找不到报复的理由，他们很生气又很丢脸面（呵呵，我本来就是个不愿意给“脑残”的人面子的人）。
此后，我自动竞选了“教工代表”，我希望这个职位能够为青年教师多争取一些说话的机会。我由此公开批评了学校有关部门和主要领导。我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但是我知道没有带来多少像样的正面变化。可能算个变化的是，当我理直气壮的退回他们借着开会的名义发来的高档皮包之后，第二次开会他们就乖乖地只发来了个塑料袋。
我知道我的辞职没有最终信守要为老师们说话并且改变他们排课和坐车难的承诺。所以，在拖延到了聘期的最后一天，上完了最后一次课，批改完最后一次考试卷子，认真的核对了每一个人的成绩并确认无误后，我最后递交了一份给领导们的信，要求他们能够认真对待老师们的要求，改进行政部门的工作（也是我最后一次公开信）。然后，离开了办公室。回头再望望灰蒙蒙的教学楼，我在心底里说，再见了，同学们；再见了，××大学。但愿你的未来会更好，但愿青年们的未来会更好。
在想象中，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似乎应该会非常的愤怒，他们也似乎担心我会找他们的麻烦，但是其实我心静如水。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狭隘和他们怯懦的嘴脸。是的，身处一个多难的时代，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哪有理由独享安乐，而不同这个民族同甘共苦呢？更何况你还是一个老师？
但是我疑惑的是面对着这些日益焦躁的青年们，管理部门还有多少时日抱残守缺，我们还有多少狠心让青年们一批批的倒下？
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
附：刘老石生平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项目主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刘湘波(又名刘老石)同志因车祸抢救无效，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 21 时 45 分在天津市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不幸逝世，享年43 岁。
刘湘波1968年3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1988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大学，1992年获得学士学位。1997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200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天津某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后于2002年加入国务院体改办主管的《中国改革·农村版》做兼职编辑。期间，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国家战略，积极推动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并成为该项目的主持人之一。2004年底他和几位下乡支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学生骨干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代管的调研培训机构，他兼任了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的项目主管。2010年8月他辞去教职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生，就在去世的前一周，他才从杭州调研回京。
一、从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走上服务“三农”的道路
刘老石长期研究道德与伦理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岳麓山湖南师大就读期间常邀好友花祭黄兴、蔡锷等先烈，并发起哲学与现实沙龙，纵论百家，关注时政。2000年作为引进人才到天津某大学教授公共课“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他发誓“做一天我就要让青年们向现实看一天，多从现实中获得一份道理。” 世纪之交“三农”问题凸显，基层矛盾深化。他通过初步实践，认为可以让学生在对农村的关注中学习和体会自己的责任，让青年人们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超越自己狭隘的自我关注，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以此达到升华。他亦意识到面对着两个不同的弱势群体，一边是衰败农村中亟需帮助的农民；一边是在就业压力中嗷嗷待哺的青年大学生。他努力让两个群体结合起来，让农村获得些许帮助，让大学生们认识到现实，从而跨越自我与社会的鸿沟。
10年间，无论站在哪个工作平台上，他一直致力于两件事：一是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每年寒暑假、国庆节、原来的“五一”假期，他都要组织带领全国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村支农、调研、支教、扶贫，宣传中央精神和文件；二是建立基地，长年下乡进村开展大学生与农村共建，进行“文化引导、精神培训”，探索建设新乡村建设之道。从带着大学生下乡时起，他又有了一个后来比他本名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刘老石，他不愿意让农民和学生喊他“老师”，认为那样不平等，自己懂的东西并不比人家多，遂改名“刘老石”。
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工作从最初的天津、北京，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各个高校，这几乎成了他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常年在外奔波，让他鲜有与亲人团聚的机会。他结婚15年，他妻子的一位亲属只见过他三面：第一次在婚礼上，第二次是回老家照全家福，第三次是车祸后通往医院的120救护车上。
在实践中，他尝试在认识水平上不断提高。他认为，今天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和青年工作，有两个变化了的外部条件需要认真纳入考虑：一是在世界金融、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下，原来青年人对全球资本化主导的资本主义的虚幻的想象已经打碎，也就是说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崇拜已经不再吸引青年人了；另外，2003年以来国家先后提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战略思想，使过去“唯GDP论”的发展观及其造成的后果受到抨击。青年人越来关注公平、正义，关注可持续发展，这是新一代大学生思想觉悟提高的表现。在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得到实施的宏观政策环境作用下，青年工作的内容已发生了转化。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让青年追求理想，积极拓展，相信青年们会坚定地和国家大方向站在一起。
他带领大学生在农村支农、调研、扶贫、支教、帮助建立合作社，促进农村文化发展。这个工作不仅仅锻炼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也同时推动了社会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新乡村建设”的概念认同。其间，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们多次给温总理写信汇报，支农活动也得到温家宝总理的赞扬，2004年7月，温家宝给支农学生回信表示，“你们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希望你们把这项光荣而有意义的活动坚持下去。”
他是一个由下乡调研而形成较大社会影响的青年人。不仅很多志愿者尊敬他；在他去过的农村，农民们也很喜欢他。当那些他去过的村里参与了合作社发展的农民们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纷纷发来短信表示哀悼；说他是个懂得尊重农民的人。他的导师也认为，他是“心中装着农民而能够自然地融入乡土社会的真正知识分子”！
二、在全心全意服务“三农”的事业上取得重大成绩
刘湘波10年服务于“三农”这个被称为重中之重的国家战略，在开展乡建实践中身体力行地推动了中国大学生支农事业，培养和教育了一大批立志从事乡村建设事业的青年。
从2002年起他就在全国各地农村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带领青年志愿者们发动农民先后建立了70个村级合作试验点试验区。这些试点既有提供生产、购销、金融等服务的经济性合作社，也有提供文化、教育、养老、医疗等服务的公益性协会。刘湘波从2003年开始进行农民合作培训工作，2009年建立了农民合作社培训学校，带领他的青年工作团队在农民合作培训、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大学生支农志愿者培训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帮助了很多中国农民。迄今为止，共举办农民合作培训班近200期，培训农民合作骨干、农村青年、农村发展机构工作人员达5000余人次。中心编有成套的本土化培训教材，组织了一流的培训师资力量和专家资源为农民合作提供服务。2006年，他促进了全国各地七家优秀的合作社组成中国新时期第一个农民合作社联盟——“国仁绿色联盟”。这是一个为农民合作社销售生态农产品的服务组织，并在70个农村合作社试验点中发展出十家生态农业试验基地。
以他的团队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发起推动的大学生支农调研运动，自2000年以来，已带动数万名大学生参与下乡支农支教。中心举办全国大型的支农调研交流会11期，每次交流会为期一周，共培养几百名优秀青年大学生骨干。在此基础上，协助建立大学生支农社团200多个（刘老石每年在各个社团巡回演讲），通过社团组织并影响的志愿者达万人次以上。2008年开始，启动“全国十大杰出支农社团和杰出人物”评选活动。自2005年以来，每年招收30名左右大学毕业生进入“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训练班，进行为期一年的下村入户学习，规模化培养农村发展人才。截至目前，乡建中心为农村发展领域培养骨干工作人员近百名。在以上几方面工作的基础上，乡建中心还推动大学生返乡创业，并举办多次大学生创业研讨会。
与此同时，这些成绩也给所在单位带来良好的声誉，巩固了学校在农业农村问题上的立足实践的学术地位。他先后做过很多三农科研项目，并于2008年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校级一等奖，2009年“依托试验区的试验基地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荣获2008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一等奖。
近年来他参与的国家级课题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农村对抗性冲突及其化解机制研究（课题号07&ZD048）”、“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号05&ZD04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重点和政策研究”（课题号06AJY003）；此外，他还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流动中的中国农民”—12村长期追踪调查”（课题号10XNL019）以及学院组织的重庆经验调研和杭州市政府委托课题“社会复合主体治理模式”等项目。在各项调研中，他主动深入农村基层，不仅到村入户开展访谈，而且配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和乡村建设中心建立“农村试验区”和产学研基地，在各地农村直接操作村级试验点的具体工作，为学校多个不同学科的调查研究构建了基地，这些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农村发展、教育创新、科研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预期社会效益和学科建设效益。
三、在教育青年学生和支农乡建实践中注重提高自身修为
他有着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的关注国运、倡导公平、与不公正的现象作斗争的优秀传统；他走在支农乡建实践前沿，不懈努力，舍生取义，追求理想，探寻价值；他不仅教育和引导青年学生，更注重不断提高自己的修为并践行之，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不卑不亢、不朋不党，不为名利、不图认可；他思想丰富而为人耿直，待人真诚而富幽默感；他不仅创新了教课方法，受到无数青年学生的敬佩和追随，而且建立了“西山雨舍——新青年绿色公社”，践行着“为理想奋斗、过有意思生活”的承诺；他热爱学习，追求真理，40余岁辞掉令人羡慕的大学教职去脱产攻读博士学位……
正是因为他有这种把远大理想和实践精神统一，把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结合的“知行合一”的特点，才会在“支农乡建”与“教育学生”的道路上走出了另类道路。在在这种意义上说，他的确是难以替代的，是各界支农志愿者们学习的榜样。
四、结束语
刘老石说，“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
在2011年这个春天里，他突然离去，但他在各地播下的理想主义的种子，已经在每一个春天里发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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