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主席那些谣言，你信吗？

毛泽东有亿元稿费？ 

吴连登致信新华网、人民网和中红网请予刊载此文 

 谣言：“据统计，毛泽东稿酬加上利息截至2001年5月底达1.3121亿元人民币。”文中还称“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的遗产，并提出要提取5000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说她没有资格和权利。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可见《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一文)另外，南方都市报葛剑雄《“毛泽东的稿酬”要区别对待》一文，称“从60年代以来开始的版权税已经完全取消了，但对毛泽东的书或许是全国唯一的例外，依然实行版权税制”。（参见《毛泽东“亿元稿费”谣传的真相》)

 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的传播

 第一阶段，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主要在中国香港地区传播

 毛泽东“亿元稿费”信息初始公开传播源来自香港媒体。2002年第8期，香港杂志《争鸣》载文指出毛泽东稿费1.4亿元，同年8月香港的《大参考》先后刊发三篇文章，其中署名为程再思的《毛泽东死时存款75820000多元!农民劳动一日只有八分钱!》影响很大。

 第二阶段，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在内地传播

 首先，毛泽东“亿元稿费”通过各种渠道逐渐在网络中传播，并引发了二次创作，部分人支持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并进而质疑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等，通过各种方式推动谣言传播。同时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警惕，一些读者纷纷通过网络发言澄清真相、批评谣言抹黑行为。

 其次，报纸杂志的转载扩大了谣言传播广度。《党史文苑》2004年第5期以《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为题转发了程文，(转载者为陈昌喜，以下简称陈文)，陈文称毛泽东稿费“截至2001年5月底达1.3121亿元人民币”。由于《党史文苑》杂志系党史刊物，因此该文被一些党报党刊、国家级网络媒体等转发，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陈文刊发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多家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了转载，影响较大的有香港《大公报》、《广州日报》、人民网等。由于《大公报》是香港出版的严肃报纸，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该报2004年12月28日转载陈文等于佐证了前述《争鸣》、《大参考》等关于毛泽东巨额稿费文章的真实性，扩大了谣言的影响;2005年12月23日，人民网以《毛泽东巨额稿酬的来龙去脉》为题转发了陈文;2007年12月10日，《广州日报》也转载了陈文，并在文章前加了“近日”两字，以示该消息的时效性，上述媒体的转载进一步扩大了谣言的传播范围。

 第三阶段，大众传播媒介对“亿元稿费”谣言的再创作、再传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南方都市报》的系列评论。《南方都市报》发行量巨大，其评论影响广泛。 [>>>详细]

 吴连登多次为毛泽东辟谣

 在此背景下，人称“毛主席管家”的吴连登于2008年7月23日亲自出面澄清事情真相，发表了《揭开毛泽东“亿元稿费”谣传的真相——访毛主席“管家”吴连登》的文字、视频等，“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澄清了三个问题：一是毛泽东稿费到他老人家逝世时为止的准确数是124万元人民币;二是‘文革’中在国内出版的所有‘毛著’与举国上下的著作人一样，没有分文稿费;三是毛泽东对待稿费的态度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吴连登还致信新华网、人民网等刊载此文，新浪、网易、腾讯、凤凰网等多家网络媒体和一些重要杂志也相继转载了吴文。至此，有关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在事实面前真相大白了。

吴连登还受特邀做客人民网为毛泽东辟谣。他说，在中国任何一家银行，毛泽东没有存款，在中国任何一个储蓄所没有毛泽东一分钱存款，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毛泽东一分钱存款。如果有人说有，那准是一种谣言。因为毛主席的钱我管，毛主席的稿费当时是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师老郑管，我们都了解的。后来有人造谣，说毛主席有一亿三千万的稿费，那是天大的谣言。毛主席剩下的稿费只有124万多一点，这个钱全部交给国家，没有给他任何子女享用。 [>>>详细]  

    延伸阅读：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不同稿费 

毛泽东主政时三年饿死三千万？  

杨松林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关于“饿死三千万”》一书封面

 谣言：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教授，《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在其出版的《墓碑》一书中，提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不少极右分子对此推波助澜，广泛传播此谣言。

 （参见：news.ifeng.com/a/20140721/41244237_0.shtml） 

 杨松林出书驳斥“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2013年，杨松林所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关于“饿死三千万”》一书出版，全面、客观地分析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部分省份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对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造成这个重大悲剧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述。多年来，有人将发生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公社制度和集体经济，选择性地叙述史实，任意歪曲历史真相，极力夸大灾难规模和政策失误，上纲上线，无非是要从根子上否定中共领导的革命、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详细] 

 数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特邀研究员孙经先多次批驳谣言

 孙经先在文中说，我们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我们和杨继绳之间在报纸、刊物、网络和学术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论。在辩论中杨继绳理穷词尽，被迫高挂免战牌，宣布“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以一种“阿Q方式”退出了和我们的辩论。杨继绳退出辩论以后，他的同事洪振快又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发表了《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继续为“饿死三千万”进行徒劳的辩解。我们在研究中对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做出了完整、系统的合理解释，击中了“饿死三千万”的要害。洪振快在他的文章中声称对我们的这一研究要“揭示其论证逻辑的荒谬”。但是他实在找不出我们研究中的破绽，只好勉勉强强地拼凑了三条实在不成样子的所谓“理由”。　

 孙经先说，洪振快在他的文章中利用“杨继绳公式”炮制出了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七八百万人”的谎言，并以此指责我们的正确研究。洪振快、杨继绳、曹树基、金辉等人利用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编造出了全国以及各个地区许多惊人的“饿死”(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些数字以各种形式在全社会广泛流传，严重误导了社会舆论和亿万不明真相的人们。现在摆在洪振快、杨继绳、曹树基等人面前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而又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就是：如果他们还要坚持“饿死三千万”的谎言，那么他们就必须向全社会论证“杨继绳公式”的正确性。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所谓的“数学公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详细]

 延伸阅读：  

  关于饿死三千万的真相对比 

 学者否认大饥荒饿死三千万：1959年户口有虚报 

 老田：看教授们如何辩论“饿死三千万”

 2013年11月2-3日在上海附近金泽召开的学术会议中间，孙经先先生和曹树基先生首次遭遇，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2014年7月5-7日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杨继绳先生与孙经先、杨松林先生首次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一次交锋的烈度较金泽会议有所降低，这说明和谐社会建设的成就在稳步推进。这两次会议老田刚刚好都参加了，所以，写文章追记一下，也让圈外的网友分享一下学界相关研究的深度。金泽会议的相关发言，多数经过本人整理之后已经在《开放时代》杂志发表，武汉会议大部分内容都还没有披露，这里的追忆部分只是很粗略和很减省的内容。[>>>详细]

 黎阳：“精英文人”通过捏造“饿死三千万”全盘否定毛泽东

 通过捏造“饿死三千万”全盘否定毛泽东不过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发起“重建‘精英文人’用笔杀人特权运动”的突破口。中国“精英文人”是中国几千年“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一直“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维系的“道统”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他们在国家民族生死危亡的空前危机面前，在中国老百姓奋起救亡的斗争中束手无策，毫无作为，被历史彻底边缘化，威风扫地，民心俱失，神话破产，特权不再。 [>>>详细] 

毛泽东主政时贫富差距比民国时期要大？

谣言：“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

（出自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发表的杨奎松《贫富差距始于改革开放?关于建国后干部收入问答》）

事实：毛泽东时代的30级工资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其中第25级到30级是指勤杂人员，比如打扫卫生的人员，这个工资标准和社会上的学徒工差不多，根本不是最低干部工资。杨奎松把新中国当时机关单位工资最低的第30级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如清洁人员，混同于国民党的最低级的文官，混同于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并得出毛时代工资差距比国民党、比资本主义国家大的荒唐结论。其实，毛泽东时代干部分24级，最低级别的干部--办事员是24级，按照1955年8月标准，其工资是35元，与最高级别工资差16倍，与民国文官内部工资差距类似。但是按照1956年调整后的标准，最高干部工资是最低干部工资的13倍，比国民党文官内部差距要小。1955年的这个体制是借鉴苏联实行的，不比国民党民国时期和资本主义国家文官系统、公务员系统差距大多少。但毛主席仍然觉得差别大了，毛泽东时代他多次推动多次缩小差距。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从杨奎松发在《历史研究》2007年第四期《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一文看，他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在公共媒体上，他有意地忽略了这一点。　　

真正要比较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贫富差距工资差距，更重要是要看官员与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而对于国民党的民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要看其公务员工资，还要看其大资本家的收入。[>>>详细]  

毛泽东选集只有12篇是毛泽东所写？

谣言：1995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参见：www.kaixin001.com/repaste/40247610_877418716.html)

事实：

《毛泽东选集》4卷，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辑的，它收入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

1951年2月28日到4月27日，毛泽东在石家庄市西郊落成时间不长的保育院(今河北省白楼宾馆的前身)选编了新中国第一部《毛选》。其中一至三卷的编辑工作，是1951年3月至4月在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里完成的。第四卷则于1960年2月至3月在广州完成正文审定。当年5月24日至6月2日，毛泽东又审读了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在石家庄，毛泽东对《毛选》的选编工作主要是选稿编目、修改文章、撰写题解注释，此外还参加了一些校对工作。

曾亲自参与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老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齐得平，介绍了从提供文稿档案到校对、鉴别、核实、考订等过程，更加足以说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十分认真、事实求是的。 [>>>详细]    

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就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答记者问　　

2011年5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新闻发言人就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的提问。针对记者提出的一些网上流传的一篇题为《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散步的谣言作了澄清。新闻发言人说：这篇文章，全篇都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就《毛泽东选集》的原稿审核、考证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

记者：这篇文章还说，1993年6月初，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就曾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另一份是《关于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著作的意见的处理》。中央书记处就这两个报告作过三点批示。请问真有这些事情吗？

新闻发言人：这也是凭空捏造，从来没有过这两个报告，更不存在什么中央书记处的三点批示。

记者：这篇文章说对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都作出过决议。有这样的事情吗？　

新闻发言人：没有。这样的“决议”，中共中央从来没有作过。　

记者：这篇文章说，1992年初，胡乔木在病重期间，对探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对毛泽东著作要全面审核。还说，胡乔木提出《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及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他胡乔木的名字。文章说的这些也是造谣吗？

新闻发言人：对！的确都是谣言。胡乔木从未提出过要对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进行审核。事实恰恰相反，胡乔木生前倒是多次说过，毛泽东经常为他修改文章和其他作品。他不大会写旧体诗词。他写的一些旧体诗词，都是请教过毛泽东，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详细]   

《沁园春·雪》是胡乔木所写？

谣言：胡乔木在《炎黄春秋》发表的访谈录中，说《沁园春·雪》为他所原创，老毛改动四个字，以老毛的名义发表最后毛据为己有，老毛-死后，胡乔木公开澄清《沁园春·雪》是他原创的。在访谈录中，胡乔木还说《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的讲话》完全是他执笔写作的，毛泽东只是签个署名而已。

（参见：www.confucianism.com.cn/Show.asp）

事实：胡木英回答记者：不是。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不会写出主席那样的气魄。[>>>详细]

[延伸阅读]《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写的吗？

毛泽东始终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 

毛泽东与钱学森在一起

谣言：毛泽东“始终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视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革命的对象。”

（出自李锐《反左文选》第142页）

事实：

其实，毛泽东始终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期间，党中央做出了有党以来第一个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毛泽东指明知识分子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特别重要”;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我国的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方面军”，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同样高度重视知识分子。他尖锐指出，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革命的胜利“关系极大”，“应尽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肯定“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在城市解放后，一切企业建立管委会，“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和职员参加”。“须知单有经理和工人代表是不够的”。企业生产要依靠工人、干部，“也要依靠工程师等有用的人。”同时也反复强调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要防止和克服唯成分论的倾向。

从建国到“一五”期间，毛泽东一如既往高度重视知识分子。他建国伊始就指出“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随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又提出“要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的宏伟规划。还指出现有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要改变，以后的中委“应当有许多科学家和许多工程师”，组成科学的中央委员会。并指明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在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时期，毛泽东同样重视和信任知识分子。他强调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工程技术人才“对我们说是宝贝”，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各级常委要重视科技队伍和理论队伍的建设，严历批评反右派后那种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对象的“左”倾错误，各级党委应当“端正方向”。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尽管把许多著名的专家、教授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但决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如果全面地观察，仍可清楚地看到，即使这个时期，毛泽东也是重视和信任广大的知识分子。文革初期他号召学生“红卫兵”造“党内走资派”的反，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乃客观规律;接着批评机关、学校“打倒一切”，“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最后还针对有人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的情况，强调“老九不能走。”他在文革中提提倡实行的“三结合”，都有知识分子一个方面。甚至提出从工农中选拔中央的领导人，鉴于他们“文化水平低一点”，要“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毛泽东之所以始终重视和信任知识分子，有其深层的理性思考。首先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来观察和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深层理性思考，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毛泽东高度概括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得出结论：每个阶级革命的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也是深刻概括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结晶。毛泽东认定，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数量足够的知识分子、科技人才是不可能的。[>>>详细]

北京古城墙是毛泽东下令拆的？

谣言：

毛泽东说要拆，北京古城墙就拆了。

毛泽东：“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参见：news.163.com/08/0807/08/4INT871U00011247.html）

老同志孔庆普明确为毛主席辟谣：北京古城墙不是他要拆的

2014年11月1日《新京报》报道：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清华大学毕业。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技术员，曾负责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的管理和维护修缮工作。1952年主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

《新京报》记者采访孔庆普：一开始，你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迁? 

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新京报：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这个事儿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详细]

毛泽东说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

谣言： 

网上流传的说法之一是：“毛泽东讲核战争吓倒一大片：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 

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出自于外国的学者，他说：“毛主席说，苏联又在发射卫星，苏联又要核扩张，那打起来不是很好了嘛，三亿人民牺牲了，没关系，很快就恢复了，这是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上说的话。”（引自：红歌会网）

事实：

说法主要来自赫鲁晓夫的回忆。赫鲁晓夫的这个回忆毫无疑问是断章取义并加以改编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苏关系史纲》比较正确地阐释了毛泽东讲话内涵。书中写道：“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后来中苏论战苏联攻击中国的核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而全文是在1962年发表的。其实毛泽东不过是重复了他说过的多次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结果，这里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考虑。毛泽东的话惊吓了东欧一些小国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共在论战中以此为由指责中国好战和蓄意挑动核战争，无疑是有意歪曲了。 

“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该书还说当毛泽东讲这番话时”宋庆龄发出会意的笑声——笔者注)，问题是他采取即席演说这种随意的方式，来讲一个在欧洲人看来如此严肃和敏感的话题，再加上仓促的翻译，就难免引起误解和怀疑。”(见《中苏关系史纲》第220-221页)

时隔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某些国人，包括某些专家学者，却把那些“并不难理解”的毛泽东的讲话理解错了，有的甚至上纲上线到“残害人权”、还与恐怖大亨本.拉登并列。这种误解可以说比当年的外国人的误解有过之而无不及。针对这种误解，《中苏关系史纲》主编沈志华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特地指出：“他(指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而是表示一个态度，就是，中国不怕核威胁，你用原子弹吓不倒我。这是毛泽东惯用的讲话方式。后来西方媒体根据这句话把毛说成是战争狂人，这是一个误会。”

现在来看看毛泽东的原话，就马上可以发现：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死3亿人不算什么”这样的话。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有多处涉及到中国应对核讹诈这个话题，现在来看看与“3亿人”有关的两次。第一次是网上提到的“即席演说”，即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毛泽东当时说道： 

“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再来看看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这次谈话中关于对付核讹诈的看法，可以说是毛泽东在前一年莫斯科会议上讲话的继续。 [>>>详细]

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不与人民共甘苦？ 

谣言：

毛泽东的烟是特供他一个人抽的，还有专机负责运输。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吃西餐，不与人民共甘苦”。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泽东顿顿饭都离不开红烧肉，于是有了“毛氏红烧肉”一说，一些饭店还打出“毛氏红烧肉”的招牌。(引自：红歌会网）

事实：

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误读。从衣食住行到个人财产，从性情到健康，各种真假难辨的说法在流传。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痛心地说：“这些漫无边际的造谣诽谤，给主席的名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卫士周福明，管家吴连登，警卫孟进鸿、王明富，保健医生王鹤滨……他们跟随毛泽东多年，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不仅是领袖，更是亲人。面对流言和误读，他们比谁都气愤、都痛心。在吴连登看来，“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主席不够了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将不攻自破。”

“这些年，社会上有很多对主席的不实言论。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来回应，但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就太对不起主席了!我们有生之年，还是要尽力多讲一讲，还主席一个清白。”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有话要说。”“我们只讲真话，只讲对历史负责的话。” [>>>详细]